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第6/13页）

海子去世后，西川接待了大量来访者，其中有好几个想写“海子传”。但经过接触，西川发现这些人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关心自己胜于关心海子，他们错把海子当成了他们自我幻觉的载体，因此西川对他们十分反感。在西川看来，这些所谓的“崇拜者”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正是这些人使诗人成为世人嘲笑的对象。

一天，一个山东青年找到西川，说要写“海子传”。西川一看他的名片上印着“我是宇宙的大门，我是天地间惟一的沟通者”两行字，就心存疑虑。这个海子崇拜者问西川练不练气功。西川说不练。“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那个山东人说。西川回敬了一句：“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那个山东人很不高兴地说：“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我非揍你一顿！”西川哭笑不得，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你就动手吧！“他被我说蒙了，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于是他缓和下来，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他说。‘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炼者，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听我此言，他转身摔门而去。”（《疯子·骗子·傻子》）

“更有甚者，个别人甚至因为自己有了为海子作传的念头或打算，便觉得对我拥有了某种权力，这令我反感乃至厌恶。1997年4月，曾有一位长沙的小姐因欲作“海子传”而要求与我见面，但她又在信中事先警告我：‘你我不妨各自做好话不投机的准备，老实话总是不大好听。’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觉得对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有说这种话的资格，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不大好听’的实话要对我说。我自知没有权力代海子选择其传记作者，但我有权力选择是否要与某位海子的准传记作者合作。我对只想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的人根本不感兴趣。”（《序燎原〈海子评传〉》）

于是，西川给这个长沙女人回信说：“我们不必见面。”

四

海子自杀一年后，西川认识了他的大学校友、后来同样自杀的诗人戈麦（褚福军）。当时戈麦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在《中国文学》杂志做编辑，他的诗歌已经在朋友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戈麦敏感，有理想，也有些自卑，他想过一种理想中的生活，但现实冷酷，自己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生命的故事》中，西川叙述了戈麦的一个小片段：有一次，北京大学作家班的人请吃饭，戈麦坐在西川旁边，颇有些自卑地说：“在座的不是名人就是教授，只有我什么也不是！”

1991年9月24日，24岁的戈麦在北京西郊的万泉河跳河自杀，在殡仪馆，西川第一个走进告别室。两年后，诗人西渡编选的戈麦诗集《彗星》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诗集的卷首文章《戈麦自述》中有一句话：“戈麦喜欢一切不可能的事，他相信一位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的一句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句话中提到的“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就是西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出自于西川的短诗《李白》的第一节。

当时西川还在新华社工作，由于一个媒体人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西川对诗歌创作以及生活的本质具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深刻。诗人身份使本职工作不再枯燥，而媒体人的身份，又无形中纠正了诗人身上的某种偏颇，这也许是在大多数诗人都走向偏激和疯狂之后，西川仍一直能够保持开阔和理智的原因。

但自己不疯狂，却不能阻止别人的疯狂，20多年来，西川对“疯狂”的诗人已见惯不怪。据《疯子·骗子·傻子》一文介绍，一天下午，单位楼下的传达室给西川打电话，说有人找，请他马上到传达室来。西川放下手头的工作，到了传达室，看到一个矮个子男人在里面。西川很友好地问他叫什么名字。这男人反问道：“这重要吗？”把西川弄得一脸窘迫。

尽管心里不大舒服，西川还是很有风度地请他去办公室聊，而来客不愿意去办公室，只想在传达室聊。然后，“他开始诉说他的苦闷、他的愤怒，他向我抱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心，他痛斥了这个国家、这个文明。我坐在一边，没有插嘴的余地。”这人说完后，并不告辞，而是安静了一会儿，又向西川打听其他诗人的情况，比如某某是不是离婚了，某某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某某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某某的老婆为什么要自杀，某某是不是就要得诺贝尔奖了，等等。面对这个热衷于打探别人隐私的诗人，西川只好一概回答“不知道”。在两人分手时，没有探听到任何“情报”的诗人突然冒出一句：“一个人，还活着，躯体已经发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