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1941

蓝色星期一。帝国行政机关缓缓回归运转。元首上午11点钟起床，忙碌到夜里1点。

一次由帝国保安总局组织、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德里希邀请所有相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原定在1941年12月8日举行。这次会谈往后推迟了六周，改至1942年1月20日。它便是万湖会议。而在1941年12月8日那天召开的，是帝国议会。霍斯特·伯克尔，一位（生物学和历史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者，于2006年研究短期演化现象时，以1941年12月为例子。他的问题是，在凡事不必然的无序结构里，如何发展出一种必然，它毫不费力地摧毁其余种种不确定（“可能性”）而把人们引向灾难。伯克尔研究的，是“恶的物种起源”。

——如果“万湖会议”在1941年12月8日召开，它和历史上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那次是否会有所不同？

——很有可能。

——此话怎讲？

——因为时间压力。

在这个一切加速向前的12月里即使作恶也没有准备余地。

试验场中的恶

与趋恶的自由相比，从善的自由是更大的自由。

——托马斯·阿奎那

他俩是熟人，相识有二十来年了。12月初的这一天，两个人一起去到其中一人的绍尔兰别墅，坐在圣诞将临期的花环前。主人事先准备好加了朗姆酒的茶。他们算是帝国素有名望的保守派，在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纳粹分子眼中都是可疑人士。

对他们来说，自由不是行使选举权，它更是人大脑和身体的一种综合状态（这种意义上也包括政体）：人类无法预测的摇摆不定。它顺应上帝的呼吸，在超越永恒的时间里，在人类中间维持着象征力量的“躁动不安”。对于勇气的培育来说它相当重要，一如它对洞察力、献身精神以及自信心的养成。就此而言，这两位保守的法学学者会同意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即自由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因此，作为更容易获得自由的善，是一种宽泛而必然的集合状态，从中人类、国家和大地之法（Nomos der Erde）都保持流动的可能。如果说今天，自由的进化是为了争取它在恶的王国里更大的行动空间，那么这将是一个并非仅仅出于道德基础的重大转折。两位保守人士也许可以牺牲道德，但他们不愿对抗那自己原本不会重新意识到的自由（在自身内心行使的自由）。正是在这点上，他们心里充满不安。

——（比方说，在一个准备好离开自己岛屿的民族里）当多数人对恶习以为常，那么，自由作为人无法舍弃的东西——如果我对您和托马斯·阿奎那理解正确——就会与恶联合，这会导致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么？当大多数人已习惯为恶，将会发生什么？

——那您必须告诉我具体是“哪些恶”。毕竟作恶各种各样，泾渭分明。但在1941年的这个降临节，它还不曾演变为多数。直到目前为止，恶的进化几率并不大。

——您的意思是，那些选择了恶的人通常都会死绝？他们后无来者？他们崛起时咄咄逼人，但势头没多久就止住了？

——恶，一如既往，活动在一个试验场中。[1]

[1] 两位保守学者的对话记录是通过速记符号保存下来的，哥廷根的生物化学家马丁·艾根拥有一份复本。他用电脑重新计算了在自由条件下善与恶的存活能力，得出的结论是，在不考虑平均值的情况下，人或上帝的自由意志与恶成反比（由于恶的自大、处心积虑、格格不入）。他说，这里的前提是人们对善的定义，如：“这样做有利”，“这是对本乡本土负责”，一件“始终质量上乘”的东西，或“行为举止得体”，即一个人尊重他人的利益或这样的人所说的话。因此，马丁·艾根把“空想的善”视作“恶”。受托马斯·阿奎那另一段话的启示，他说，自由向善的转变取决于对善的准确定义（重点在于“善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