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弯路（第4/6页）

在一部我五年前写的小说里面，20有一处地形，尽管地势平坦，但却突然凸起成拱形向主人公迫近过来，仿佛要把他排挤出去一样。1974年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凹陷世界，广阔，没有压力和烦心，可以自由思考身体。那待传达的发现之旅至今仍历历在目：伞松与我的人生乐趣，这乃一种有效的真实。不管怎么样，在此期间，每当有突然隆起的陌生走廊向我逼压过来的时候，“pins parasol”经常会发挥作用；尽管前面小说的主人公总是一再表现得心不在焉、不知所措（这里存在着一种自有的罪愆）。

真的是从那时开始有东西在我内心萌发吗？难道我不曾在更早的时候，在南方的树木前获得过一种理智的喜悦吗？那是1971年的夏天，在南斯拉夫阴暗的柏树林前：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内心深处日渐凹陷下去，以至于最终有人第一次张开了自己的手臂？（那棵桑树也属于这段记忆。我们经常坐在它的树荫里，树下是浅色的沙子，上面被落下的果实溅上了暗红的斑点。）就在那个时候，转变发生了。那个人，也就是我，变得高大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似乎有东西要求他跪下，或者干脆脸朝下躺在那里，然后变得默默无闻。

这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是一种和解的愿望，按照那位哲学家21的说法，这愿望来自于“对他者欲望的欲望”。这愿望于我是真实且理性的，从那以后，它也适用于我的写作。

另外，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期。（我的母亲在死亡的恐惧中向我发出了求救的呼喊，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所以，我也在那些柏树身上又看到了古人那些神奇的树棺。有很长一段时间，“将事物入梦”一直都是我写作的一个准则，即用这样的方式去想象要把握的事物，就好像我在梦中见到它们一样，而且要坚信，只有在梦里，事物才会显现出它的本质。这些事物在写作者的周围制造了一圈的小树林，写作者当然经常只有费尽心力才能返回到生活中去。虽然他一再地看到这些事物的本质，但是这本质却无法被传达。因为他不顾一切想要抓住它，所以他自己也变得没有把握——不，那些神奇的图景——也包括柏树的景象——都不是我想要的。在它们的深处存在的是一个根本不平和的虚无，我绝对不愿再回到那里。只有在外面，在白天的色彩中，我才存在。

国家曾被称作是“所有规范的总和”。而我却深知，我愿意接受另外一种法律规范的约束，即“形式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面，正如有位哲人22所言，“真观念总是与其对象相一致”，而每一种作为榜样的形式都是强有力的（尽管艺术家本身在近代的国家里面也“只剩下半个影子，而现在则几乎是彻底的空洞了”）。

但是，到底是什么给了人们亲自在这个帝国里发挥作用的权利？每每开始一个新工作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会折磨着我。总是有一个想法一再地纠缠着我：我只是一个友好且沉默的读者。但是有一次，我终于感觉到了这一权利——这还是发生在我开始写点什么东西之前。我用精神之眼看到了主题，也看到了那本期待中的“书”，还有很多书。那并不是在梦中，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我也还没有在南方的柏树林前不能自持，而是在这里，我的对象在那里——在夏末的某个周日，我们行驶在上奥地利州一处地势略显起伏的地区，那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路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次，有一个男人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走在路的另一边。他的裤子很宽大，走路的时候裤脚总是甩在自己的腿上。而等到我们后来返程的时候，令我欣喜的是，那个男人仍然在路上走着，裤脚在他的踝骨周围甩动，上衣的纽扣早已解开，就在上奥地利州的那个周日——我第一本书里的那个“我”就来源于此。这个人就这样地走着，就好像他要走到人们中间去，要对他们讲些什么。他将带着强力与巨雷来到人们中间，然后说服他们。所以，是否可以这样说，1974年的“pins parasol”并没有让什么新的东西萌发，而是有某种东西回归了，某种我可以在回归中作为“真实的东西”来加以欢迎的东西？

塞尚有一幅画，人们称它为“大松树”。（画家本人从来没有给自己的画起过特别的名字，也很少在作品上签名。）画的是阿尔克河畔一棵孤单的大松树，就在艾克斯市的东南面。那也是他的童年之树。在河里游泳之后，他会和朋友们坐在那棵松树的树荫里。在他二十来岁的时候，他曾经在一封写给童年玩伴埃米尔·左拉的信中问道：“你还记得阿尔克河边的那棵松树吗？”他甚至还为这棵树写了一首诗。在诗里面，密史脱拉风在光秃秃的枝杈间吹过。而这幅画也会让人想到风，特别是因为这棵孤零零的大树的弯曲程度。除了这棵树之外，也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野外”：它把它所耸立的那块土地变成了一处高台。而它那伸展向四面八方的扭曲的树枝，与它那拥有最多种绿色的针叶衣，都让整个空虚的空间彻底震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