熨衣物的威信

他们是很现代的夫妻，因此，家务事的分担安排得很复杂。拉比一周上五天班，但周五下午会早早下班，照看孩子，周六早上和周日下午孩子也归他管。柯尔斯滕周一、周二和周三上班到下午两点，周六下午和周日上午料理孩子。他周五负责给孩子们洗澡，一周准备四顿晚餐；她负担采购食品和居家用品，他则包下清理垃圾、清洗汽车、照料花园的活儿。

那是个周四的晚上，七点刚过。拉比从早上开始，开过四个会，与违约的瓷砖供应商交涉，还对退税误会做了相关澄清（他希望有如此效果），并设法请新CFO参加一个对第三季度有重大意义（或者也可能是麻烦）的客户会议。他需要搭乘通勤巴士上下班，在拥挤的过道里，单程站上半小时；这会儿，他正冒着雨从车站往家走。他琢磨着最终到家的美好感受：给自己倒杯酒，给孩子们读一章《五位名人》[1]，跟他们亲吻道晚安，然后坐下来吃晚饭，和他最情投意合的支持者、朋友和配偶来点有营养的对话。他已经筋疲力尽，几乎要（合乎情理地）自惜自怜了。

柯尔斯滕则一整天都在家。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后（一个文具盒还引发了车内一场激烈打斗），她收拾早餐残局，整理床铺，接了三个工作电话（看来她的同事们总记不住她周四周五不上班），清洁两个浴室，用吸尘器打扫屋子，还把每个人的夏衣都理出来；她安排水管工来查看了水龙头，把干洗的衣物取回来，又把一把椅子送去换椅面，还给威廉预约了牙科检查；接孩子们回家后，她给他们准备（健康）快餐，安顿他们吃好，哄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然后烧好晚餐，洗个澡，再把客厅地板上的一些墨水污渍清理干净。这会儿，她正琢磨着拉比最终回家、接管这一切之后的美好感受，她可以给自己倒杯酒，给孩子们读一章《五位名人》，跟他们亲吻道晚安，然后坐下来吃饭，和自己最情投意合的支持者、朋友和配偶来点有营养的对话。她已经是筋疲力尽、要（合乎情理地）自惜自怜了。

当他们最终躺到床上夜读时，柯尔斯滕本不想制造不快，但又有几件事压在她的心头。

“明天你能记着把被褥熨一下吗？”她头也没抬地问。

他的心揪起来。他在努力控制自己。“明天是周五，”他挑明说，“我还以为周五是你负责这事呢。”

这会儿，她抬起了头，目光冰冷。“知道了，知道了，”她说，“我的工作就是干家务。没关系。抱歉我刚对你开了口。”她又回头看书了。

这种言语带刺的冲突，比开门见山的愤怒更令人费神。

他不禁心想：三分之二的家庭收入是我赚的，视乎算法，甚至可能更多，但貌似其他一切事务，我也超出了自己该承担的份额。可怎么感觉我工作仿佛只是为了我自己。我压力重重，状态糟透了；她不能指望我在这一切之外，还要来操心羽绒被。我做了我该做的：上周末我带孩子们去游泳了；刚刚我还安装了洗碗机。我内心渴望着能有人来呵护。我真要气炸了。

而她不禁心想：人人都以为我在家的这两天只有“休闲”，我很走运。可如果没有我在后面操持，这个家连五分钟都撑不下去。一切事都是我的责任。我渴望能缓口气，可每当我提出有些家务想有人替个手，他就要让我感觉自己处事不公。所以最终，还是闭嘴更容易点。照明灯好像又有问题了，明天我得催催电工。我内心渴望着能有人来呵护一下。我真要气炸了。

对现代人而言，婚姻生活的一切事务皆需彰显平等；这则意味着，其苦难部分也该秉持这一原则。但校准悲伤以保证剂量平等，却并不容易；苦难是主观感受，双方都不免强势地一心认定，自己的状态实际更为潦倒——对此，伴侣似乎并不愿意认可，或予以弥补。惟有具备超人的智慧，我们才不会安抚对方说，自己的生活要更为艰辛。

柯尔斯滕每周上足了班、赚足了钱，所以并不乐意仅因为拉比工资略高，便感激涕零。同时，拉比包揽了足够多的家务，很多晚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忙活，所以他并不乐意仅因为柯尔斯滕照料孩子更多，便感恩戴德。两人都大量参与了对方的主要任务，所以彼此都毫无意愿表达真诚的感恩。

现代父母所面临的困境，可以部分归咎于对威信的认可。夫妻们不只困扰于无时不在的现实要求，他们往往也认定这些要求是羞辱，老套而毫无意义，因而并不乐意仅仅为了忍受对方，而表达怜悯，或给予赞誉。诸如接送孩子上下学或洗衣服，听来与“威信”一词毫不沾边，因为人们已被灌输不厚道的思想，认为这种能力本就无处不有，既在高层政治里或科学研究中，也在电影里或时尚中；但回归其本质，威信是指生活中最高贵而重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