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心

拉比受邀前往柏林，参加一个有关城市重建的会议，并就“公共空间”作主题演讲。他在伦敦转了机，然后翻阅着一系列介绍德国的杂志。高空下的普鲁士广袤平整，覆盖着一层十一月的薄雪。

活动举办地在城市东面的一个会议中心，毗邻一家酒店。他的房间位于二十楼，可以俯瞰一条运河和一排排配额地[1]，房内一片素白。夜幕早早降临之后，他可以看到一家发电站和一排排朝着波兰方向延伸出去的塔。

在宴会厅的欢迎酒会上，他没发现任何熟人，便装作在等同事。一回到房间，他便给家里打电话。孩子们刚刚洗好澡。“我喜欢你不在家，”埃丝特说，“妈咪让我们看电影，还吃披萨。”拉比看着一架单引擎飞机在酒店停车场那头冰冻的田野上空盘旋。埃丝特说话时，他可以听到威廉在唱歌，他显然不想搭理把自己丢在家里的坏老爹。通过电话，他们的声音显得更稚嫩，孩子们如果知道他很想念他们，肯定会觉得怪怪的。

他边吃总会三明治[2]，边看一档电视新闻；节目报导着一系列灾祸，感觉都千篇一律，枯燥无味。

次日黎明时分，他在浴室的镜子前演练了自己的发言。正式演讲是十一点，在大礼堂。他激情洋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对主题的深刻认识。他毕生的事业便是倡导精心设计的公共区域的好处，可以将一个社区凝聚在一起。演讲完毕，很多人走上前来祝贺他。午饭时，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共坐一席。他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五湖四海的氛围了。人们正在聊对美国不太友善的话题。一个在卡塔尔工作的巴基斯坦人谴责着美国的区划法[3]对道路弯道建设的影响；一个荷兰人宣称这个国家的精英对于公共利益毫不关心；一位芬兰的代表将其公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比作是吸食者与鸦片的关系。

在餐桌尽头，一个女人侧着头，露出无奈的苦笑。

“我知道身处异国时，最好不要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她最终插话说，“当然，我和你们一样，对美国很失望，但我仍然深深忠诚于它——就好比我有个酒鬼加疯子的阿姨，如果听到陌生人在背后说她坏话，我依然会维护她一样。”

劳伦住在洛杉矶，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在做圣贝纳迪诺流域移民影响的研究。三十一岁的她留着棕色的齐肩短发，灰绿色的眼睛。拉比尽量避免直视她。她的美，是那种扰乱他当下心绪的美。

复会还在一个小时之后，于是他决定出去，到一个花园模样的地方散散步。他返程的航班定在明日一大早，他的办公桌上正有一个新项目在等着他回爱丁堡。劳伦那身裁剪讲究的黑色礼服并不招摇，可他却记住了它点点滴滴的细节。他回忆起她的左臂上戴着一圈圈手镯；手镯下面靠近手腕内侧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个纹身——不经意间，它令人感伤地提示着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时代鸿沟。

下午晚些时候，在通往电梯的走廊里，他正翻阅一些小册子时，她走了过来。他尴尬地笑笑，惆怅于自己永无机会了解她，她更深刻的身份（挂在她肩上的紫色帆布包所代表的）将永远成谜，他与她这一生都不会有交集。可她却说自己饿了，邀他到一楼商务中心旁边一个全木装修的酒吧喝茶。她补充说，她早饭就在那儿吃的。他们在壁炉旁边的一个长皮椅上坐下来。劳伦身后有一盆白色的兰花。他问了许多问题，一点一滴了解着她：她在威尼斯海滩[4]有套公寓，前一份工作在亚利桑那的一所大学，她的家在阿尔伯克基；她很喜欢大卫·林奇的电影，会参加社区组织；她信仰犹太教，所以对德国官员极度恐惧，一并也害怕那个拘谨的粗脖子酒保，他的形象很具喜感，她给他取个外号叫艾希曼[5]；拉比的注意力摇曳在她的所言与所指之间。她是独一无二的，隶属他过去十三年里曾经仰慕却刻意不予关注的那种人。

她扫视一下那个酒保，笑眯了眼。

“我的侯爵先生，你永远没法把醋变成果酱！”[6]她屏声息气地唱，拉比则是屏声息气地听，折服于她的魅力。他仿佛又重回到十五岁，而她就是爱丽丝·索尔。

她告诉他说，她是前一天飞到法兰克福，然后乘火车来这儿的；她觉得欧洲的火车是让人思考问题的绝佳场所。拉比意识到，这会儿该是孩子们洗澡的时间了。他只需将手向左挪移十厘米，他的生活便会覆地翻天。

“说说你吧，”她督促他说。好吧，他在伦敦读的书，然后去了爱丁堡；工作很忙，可他一有时间，就爱旅行；是的，他很不喜欢阴沉沉的天气，但也许明智的做法是别太在乎天气状况。谈话进展得尤其得心应手。“爸爸，你今天干吗了？”他听到孩子们在询问他。爸爸在人前做了演讲，然后读会儿书，就早早睡觉了，这样明天就可以搭第一趟航班，回家看他的宝贝女儿和心肝儿子——这会儿还是不妨忘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