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凯尔泰斯

当瑞典文学院宣布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小说家凯尔泰斯时，势利的传媒立刻追踪而至，聒噪不已，使得这个即使对他的祖国来说也显得相当陌生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全世界。对于获奖的殊荣，许多作家在演说词中，都表达了难以遏止的感激之情；相比之下，凯尔泰斯却是出奇的平静。获奖算得什么呢？这位年逾七十的老人对纷纷前来表示祝贺的人们说道：“这是一场幸福的灾难。”

他等待得太久了！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开始，凯尔泰斯就已经为小说的标题——“无形的命运”——所抓攫。什么叫命运？他解释说是“悲剧的可能性”。为了摆脱这种可能性，他作了最大努力的挣扎，然而仍然无法逃脱极权主义的可怕的境遇。他说：“我个人的空间是充满失败的胜利”，“我只是胜利史书中没有文字的黑色一页”。这是荒谬的。然而，事实确实如此。他一直站在绝望的悬崖上等待人们对他的文学理念、记忆、想象、内心诉求的认同，如果说获奖是一个相关的迟来的信息的话，那么他至少为此等待了三十年！

凯尔泰斯于1929年11月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14岁时被德国纳粹投入波兰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久转到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放。1946年，他开始在火花报社做记者，五年后被解职。从1949年开始，匈牙利实行事实上的一党制，拉科西以铁腕政治掌控全国，直至1956年事件发生，苏联军队长驱直入，建立合法化的新殖民主义统治。拉科西时代的不自由的生活，尤其在1956年事件中经历了血洗的民主与受挫的改革，使他重返奥斯威辛。1965年，他动手写作小说《无形的命运》。这是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主人公柯韦什的社会化过程是在集中营里完成的。集中营的现代性的运作方式，使柯韦什从中学会适应，以致保持和谐一致；等他后来重返故乡时，这段被囚禁的岁月居然使他产生了一种近于乡愁的怀恋。他承认，已经发生的都是有效的，无可逆转的。他说：“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够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开始时，凯尔泰斯并不知道要写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但是他承认，有一种动力在刺激他，拉科西时代的极权制度背景下的怪诞的世界在刺激他，他从一个极权之下生活的感受中得到启发，增进对另一个极权社会的认识。在小说中，一切都围绕着奥斯威辛展开。奥斯威辛是一个象征，所有属于它的东西，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是欧洲人以致全人类的耻辱和创伤。凯尔泰斯坚持认为，几百年来奥斯威辛一直在“空气中游荡”，因此悲剧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即使不在德国发生，也会在其他地方发生；即使过去发生过，将来也仍然会发生。他所以写作，不但要为一代人所经受的历史作证，而且要促进人类心灵的觉醒。

可是，用13年的时光艰难写就的小说，经过长达10年的辗转努力才得以出版；印数很少，仅达出版底线；其中的大部分没有进入书店，全堆积在发行部门的地下室仓库中，凯尔泰斯曾经到过这个仓库，当他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尘封的著作之后，便折价买了200本，分赠给亲戚朋友。

就让一个作家徒然地耗费他的心血去吧！让他哭泣去！让他独个儿咀嚼那些早已被风干的陈年往事！一年一年这么多的出版物，谁会顾及一个无名之辈的小说呢！从编辑、出版家、评论家、直到众多的读者，全都忽视了凯尔泰斯的存在。他分明被置于全社会的麻木、冷漠以致敌意的包围之中。此后，他开始大量翻译德语作家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为此他还曾获得德国语言诗歌学院颁发的大奖。对于热衷于直接表达的作家来说，翻译很可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可是，有谁注意到，在这些散发着存在主义气息的作品中，凝聚着流连着译者的哀伤的眼神呢？

凯尔泰斯在《苦役日记》中对此作了回顾，其中写道：“1979年4月。《无形的命运》出版了。我真诚地审视我自己：我是自由而又虚无的。我没有企望也没有感觉，至少有一点自惭形秽之感——号角已经沉寂，‘我们胜利了！’——战将叹息了一声，死去了。”

他在多年的停顿之后，续写《无形的命运》，这就是小说《惨败》及其后的《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文》，被称作“三部曲”的后两部的写作。《惨败》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匈牙利社会为背景，主人公仍然是柯韦什。老柯韦什是一名作家，他认定自己的生活就是写作，但是又预感到他的真正的小说将被拒绝，只能写出其中的开始和结局，而中间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放弃！凯尔泰斯在回答为什么以“惨败”为小说命名时指出：“惨败是今天唯一可以完成的体验。”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回顾过去的匈牙利和东欧，就会发现许多事情都是在仿效《惨败》的模式。”《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文》的主人公，跟作者一样是一名作家，他对自己的不幸的婚姻感到痛心，并且为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不能再生一个孩子而悲哀莫名。若有命运，便无自由，若有自由，即无命运。在生存与自由之间，凯尔泰斯意欲选择什么呢？在后两部小说中，作者明显地变得更阴郁、更消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