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

得知已难，得文学知已尤难。

文学上的互相发现，必须穿越日常生活而抵达道德和审美的层面，深入人性幽黯的地方。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他人，在严厉的审视中怀有同情，在苛刻的批评中富含激励，这需要一种特别优秀的品质。所以，这样的作家关系，在文学史上相当罕见。流传下来的种种关于文学知已的“佳话”，许多不是事实，或者有意夸大个别的细节，使之镀上一层溢美的色彩罢了。

美国一代文豪爱默生和诗人惠特曼的故事，就是这样。

惠特曼于1819年5月出生，比爱默生小十六岁。当他开始写诗，并雄心勃勃地试图挑战一个陈旧的、虚矫的、充满贵族习气的诗坛时，爱默生在知识界早已声名显赫。两人实际地位的差距，构成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前提。

三十六岁那年，惠特曼借了朋友的手摇印刷机，哥哥的罗马体铅字排出了自己的诗集《草叶集》，封面也由他亲自设计，画着他的肖像，一个戴着帽沿耷拉着的帽子，敞开衬衫领口的粗鲁汉子，并使用大开本及粗体字，简单自然而富有气魄。的确，这是一个新型的诗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可是，第一版无人问津。惠特曼只得将印好的一千本书全部送人，其中有一本，就是寄赠爱默生的。没有材料表明他赠书的动机：是出于对“导师”的敬意呢？抑或出于“识荆”的侥幸心理？还是恶作剧般地仅仅为了吓唬一下文坛泰斗？

爱默生果然被那犷放的诗句惊呆了。

狂喜之下，爱默生给惠特曼写了一封占满五页纸的信。信里把《草叶集》称作一份“令人惊奇的礼物”，说：“我认为它是美国所不曾有过的最不寻常的才能与智慧的典范作品”；“我为你具有自由勇敢的思想而欢欣鼓舞”；“在你正处于一个伟大事业开端的时刻，我谨向你表示祝贺。有了这样一个开端，你的这一事业必将长久地处于令人注目的地位。”他还以不无夸张的语调说：“我揉揉我的眼睛，看看这样一片灿烂阳光是否一种幻象。但这本书的实际意义就是一件毫无夸张的事实。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使人受到鼓舞和变得坚强起来。”致敬之余，他许诺访问纽约时将前往拜访作者。

的确，爱默生表现出了罕有的热情。除此之外，他还不断地向朋友称赞惠特曼和他的《草叶集》，甚至向国务卿沃德写信推荐这位据说是他等待已久的本土诗人。信中说：“如果要对他作品中的某些东西进行评论，它们显然代表着超凡的力量，而且比其他任何诗人的作品都更加具有美国特色，更加具有民主精神，更加关注政治自由。”

当《草叶集》刚刚印出来的时候，惠特曼就匿名发表了三篇书评，大肆吹嘘自己，借以推销他的诗集。他宣称：“依靠自己，目空一切，把他国家的所有特色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沃尔特·惠特曼就这样步入了美国文坛。他说话时好像从来没理会到有‘书’这样一种物品，有‘作家’这样一种人物。”又说：“他从容不迫地等待着当代给他的评价的机会，在一切错误的理解和不信任中等待着未来评价的机会——总是宁可由自己来替自己说话而不是请别人代言。”可是，等到周围毫无反响的时候，他变得迫不及待了。爱默生的信件正好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他在发言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纽约的《论坛报》上，率先将此信发表出来。这还不够，他从信中摘录了一句祝贺语，连同爱默生的名字一起熨金印在第二版的书脊上，并在书末全文登载了爱默生的信，以及他以致谢的形式写就的短文，其中称爱默生为“亲爱的朋友和导师”。此外，他还杜撰了一些故事，制造《草叶集》如何畅销的假新闻，以期引起轰动。最可笑的是，他居然在《美国骨相学刊》上著文补充洛伦佐·福勒看过他的头盖骨相后对他的品格的解释，指出他作为一个诗人前途无限，而自己的诗，则将成为“文学史上最光辉的成就”，等等。

所有这些不合规范的粗鲁的做法，在文明人看来，只能是自取其辱的事。结果，惠特曼蒙头盖脑地遭受舆论界猛烈的火力的夹击。纽约方面说：“一封未经周详思考而写出来的介绍信，竟然成为一个卑鄙下流的莽汉进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波士顿方面说：“这是对文学界应有的礼貌和谦逊的一次罕见的粗暴违犯。”惠特曼本人感觉如何呢？他却认为，“公众像一只厚皮的野兽，你得不断用力敲击它的厚皮，让它知道你在那里。”天哪！文明人在他那里，反而成了兽类，他还嫌敲击得不够有力呢！直到晚年，他坚持声明说自己是有原则的，他比别人更有权威为自己的作品讲话。“我不过回顾一下我自己，并把我看到的坦率地复述出来而已，”他说，“如果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目的只是为了估量一下自己，那么你替自己去做或者由别人替你去做实质上是一样的。对此，我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