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第2/3页）

我每天都看见

生活

把各种情感

都逐个地打上

命运的戳记

而欢乐却没有存在的地方

生活，

以往我不知道，

你竟是这样可怕，

那时，我还没有

落入你的怀抱。

今天，在镜子里

我凝视着自已的眼睛，

我看见，由于苦难我的目光逐渐黯淡，

我看见，我的脸上布满了衰老的皱纹，

我很快就要变成一面

百孔千疮的旗帜，

在屋顶上

迎风颤抖。

两位诗人都深爱着他的祖国、土地和人民。米吉安尼出身孤苦，命运坎坷，他以悲悯的情怀，注视广大的不幸者:农人、妓女、弃婴、自杀者、乞丐、纤夫、疯子、囚犯......他说，他愿意在膝盖一样深的污泥中行走，拥抱那些深夜里与他一起跋涉的人们。瓦普察洛夫的爱同样来自人性的深处，而非政治信仰和集体意识。人道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宣传灌输可以奏效的。相反，意识形态国家往往敌视人道主义。我怀疑，人道主义直接来源于血统一一深蕴于个体生命内部的关于民族和家族的悲剧命运史，爱与同情都是一种心灵秘传。为了纪念一位战死的同志，瓦普察洛夫一连写下《同志之歌》、《妻之歌》、《信》、《梦》等诗篇，从中不难发现，燃烧的热血中随处都有泪水的润湿与温柔。

由于爱，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不能不怀着神圣的愤火高唱复仇。瓦普察洛夫在一首诗中写道：“你曾经教过我，亲爱的母亲，/要爱所有的人，像我爱你一样。/我愿意爱他们，母亲，但是/我必须也要有面包和自由。”同样爱人类，战士、诗人与宗教家便有如此的不同。为了改变人类的非人处境，为了寻求自由、正义和真理，他们的竖琴弹不出平和之音，他们成为至死不肯妥协的反抗者和革命者。

在两部诗集中，都有多首献给春天的诗。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米吉安尼对索古政权僧恨至极，他在《低声歌唱》中表示拒绝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在《寻求的心》里，我看见诗人含着热泪的明澈的目光向着西方，一面怀着敬慕，一面怀着疑惧；正如《沉思》所写，“每一滴悲苦的泪花里都有一个人诞生”，用希望的微光照亮行程，而所经的道路又无处不是坟茔和荆棘。他心灵的创伤太深，矛盾重重，他在希望和绝望中迁回行进。《片断》中写到，一个小流浪儿立誓要做这个世界的“复仇者”，结果在没有找到语言之前就被汽车压死了。我猜想，这是诗人遗下的“途中的镜子”。他生前惟一的诗集《自由的诗》出版后，立即遭到政府的查禁，只有有数的几册幸存下来。他对时代的记录和抗议，惟靠手抄的形式在世间流传。

瓦普察洛夫的反抗是有组织的反抗，是政治革命。苏联成了他的乌托邦。在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恐怕没有哪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之神往的。在政治上，瓦普察洛夫有一种坚定性，一种惟古典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抱负；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渴望战斗，甚至渴望在战斗中死亡。他在《一封信》的末尾写道:

尽管强烈的阳光

会灼伤

我的翅膀，像一只渺小的粉蝶，

我决不诅咒，

也毫无怨言，

因为我知道

迟早我总要死亡。

但是当你死在

大地

开始

蜕去谬误的躯壳，

千百万人重庆新生的时候，

死是一支歌，

是的，那是一支歌!

在我阅读过的诗人中，殷夫，可以说是中国的瓦普察洛夫。为了反抗一个由几千年的传统帝制国家演变而成的现代政党国家，他在中学时起参加革命，两次被捕，遭到惨害时才22岁。他15岁写诗，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虽然比不上瓦普察洛夫的成就，但是，他的诗一样闪射着自由的梦想、青春和激情的光芒。鲁迅称，“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而且强调指出，“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当时，还有一些左翼诗人如艾青等，都是与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的。1949年以来，官修文学史曾经给予殷夫们以很高的评价，其实所取的是政党立场而非人类的、人道的、自由反抗的立场。任何反抗专制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遗产，都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应当为我们所珍视。可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学者却无视政治生态的历史和现状，手执非政治化的大棒，把殷夫们几乎全部给打杀了。

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十分盛大，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研讨会，图书馆和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专题展览，同时发行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纪念邮票，首映一部长达到54分钟片长的纪录片。一个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文学圣徒，获得今日西方和他的祖国如此的尊崇，令我深感意外。由此我确信，只有在民主社会里，在脱离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度，才可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维护言论社会的公正性，实现真理的价值——说到底是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