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后（第3/15页）

他打量着火车感叹道，惊讶中混杂着怜悯和恐惧：“居然有人喜欢旅行！”

我父母觉得一个年轻人不应该浪费自己的钱，他们非但不让我乘坐自家的马车前往德·瓦格拉姆夫人家的舞会，因为家里的马匹从晚上七点起就除掉了卸套，就连乘坐一辆寒酸的小型四轮马车也不行，我父亲声称，我可以搭乘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停靠在阿尔玛大道王妃府邸、从欧特伊到玛德莱娜的公共马车。我只好从花园里剪下一朵玫瑰权充“领驳纽孔的点缀”，我没有用银纸作套。

不幸的是，当我登上公共马车时，我发现迪蒂耶兄弟的东道主恰好也在车上。他为下午迫不得已的粗鲁行为表示歉意，因为他们是光芒耀眼的人物，他乐不可支地将我与他本人的风流潇洒相比较，他对我说：“这么说，您什么人都不认识，您就从来没有去过上流社会，这真是咄咄怪事！”我外套衣领的突然移动让他发现了我的白领带。“瞧瞧！既然您从来不去上流社会，您穿这身礼服干什么？”经过各种可能的辩解之后，我终于承认我是去参加舞会。“哎唷！您还真是去参加舞会，恭喜恭喜。”他毫无喜悦表情地补充道，“可以告诉我是什么舞会吗？”我变得越来越窘迫，为了摆脱“王妃”这个词可能包含的耀眼光芒，就像甩开一件不想穿的新衣服那样，我低声下气地小声说道：“是瓦格拉姆舞会。”

我不知道瓦格拉姆家的大厅里是否为咖啡馆的招待和“家佣仆人”举办过也叫做瓦格拉姆舞会的活动。“啊呀！太好了。”迪蒂耶兄弟的朋友说，他重又变得高兴起来，接着，他一本正经地补充道，“亲爱的，既然没有任何社交关系，至少也不要委屈自己，装作应邀去参加佣人仆从的舞会，更何况那还是要付钱的！”

仅仅列举雅克·布朗什在这个时期前后绘制的肖像（我的肖像除外）就足以证明他发现和选择的是未来，在文学方面也同样如此，那也是对这卷书的极高价值和独特魅力作出的首次说明。其实，当时已经出名的画家——比如本杰明·贡斯当——只为荣耀体面却又缺乏价值的作家画肖像，这些作家连同为他们作画的画家如今已经被人遗忘，雅克·布朗什为他的朋友们画像，他是唯一的或几乎是唯一在颂扬天才方面“独树一帜”的画家，按照上流社会人士的说法，也许在恶意诋毁这些伟人之后，他又从赞美“晦涩难懂的学派”的追随者当中找到了一种撒旦式的额外满足。事实上，正如所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那样，雅克·布朗什本人具备考量作品必须立足的这种时代眼光。其实，在“他青春年代的欧特伊”度过了二十年之后，同样的女主人有幸能够在她们的右面悬挂雅克·布朗什为他所仰慕的这位或这些朋友绘制的肖像，如巴雷斯、亨利·德·雷尼耶、安德烈·纪德的肖像。雅克·布朗什始终对纪德公开表示恰如其分的赞赏，就像莫里斯·德尼那样，这显然增加了我们的好感。至于布朗什的静物写生，当时的某些沙龙中流传着这样的玩笑：“我们必须将它们放到稍微明显一点的地方，只是今天而已，因为他是我们邀请的第十四位或晚餐后的客人。明天再把它们挪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如今，他的静物写生已经被放到这些沙龙最显眼的地方。而女主人却神情微妙地解释说：“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美，难道不是吗？就好像一种古典的美。告诉您说吧，我始终喜欢这样的东西，即使我不得不为此跟人争论。”要说这些贵妇自相矛盾也许并不公平而且有点过于轻率，因为雅克·布朗什的绘画现在非常流行，不过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更加喜欢他。相反，她们喜欢他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一部艺术作品最终能够流行意味着在一段多少有点漫长的时期内发生了一种视觉和趣味的演变，这就导致这类妇女最终爱上了这部作品。

星期天是雅克·布朗什休息和接待朋友的日子，他“侃出”几页篇章，不久后写成文字的这些篇章被收入这卷书中，他邀请我为他的这本书作序，这让我深感荣幸。我经常对曾经在期刊杂志上阅读过这些篇章的朋友说，在我看来，这些从前的“星期天谈话”就是货真价实的绘画领域的《星期一谈话》。我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形容有吹捧之嫌。然而，我却认为我这样做对雅克·布朗什有点不太公平。正如圣伯夫那样，批评家雅克·布朗什的缺陷就在于他走向了艺术家为实现自己而经历过的路程的反面，仅仅从本人作品中呈现的那个肉身凡胎来解释真正的方丹或者马奈，这个人与他的同时代人一般无二，充满缺点，为他独有的灵魂遭到肉身的束缚，这个灵魂在与他抗争，试图与他决裂，用工作来拯救自己。当我们在上流社会遇到一个伟人，而我们只熟悉他的作品，我们就会惊讶万分地将他的鸿篇巨制（必要的话，在想到其作者时，我们会杜撰出一个纯属想象而又恰如其分的肉体真身）与这样与那样重叠巧合，走进一个迥然不同而又活生生的肉体中不可还原的信息库存。将最复杂的多边形切入一个圆圈，或从画谜中猜字，犹如小孩子的游戏，相形之下，觉察到——套用英国人的说法——午餐时紧挨着自己的那位先生就是《我的兄弟伊夫》277或《蜜蜂的生活》278的作者就不那么简单了。然而，这个人只能是雅克·布朗什试图（或多或少）向我们表现的艺术家伙伴。这也是圣伯夫的做法，某个对十九世纪文学一窍不通的人试图通过《星期一谈话》学习文学，结果他从中了解到当时的法国杰出作家，比如鲁瓦耶—科拉尔先生、莫莱伯爵先生、德·托克维尔先生、乔治·桑夫人、贝朗热、梅里美以及其他人；实际上，圣伯夫本人只熟悉某些颇有名气，具有暂时的实用价值的聪明才子，然而，试图把这些人变成伟大的作家简直就是疯狂之举。例如贝尔，不知道他为什么化名为司汤达发表辛辣的悖论，尽管其中不乏许多真知灼见。让我们相信他是一位小说家！他写的那些东西居然被当作小说！然而《红与黑》与其他晦涩费解的作品确实出自一个少有天赋的人。一本正经地将这些作品当作名著来谈论恐怕不仅会吓到贝尔本人，而且还会让雅克蒙、梅里美、达鲁伯爵感到惊奇，所有这些人对他的评论都是非常肯定的，圣伯夫在他们那里可以遇到友善和蔼的贝尔，见证他们反对荒诞的当代偶像崇拜。圣伯夫对我们说：“《巴马修道院》不是一部小说家的作品。”您可以完全相信他的这句话，因为他比我们更有优势，他与作者共进晚餐，如果您把贝尔看作伟大的小说家，那么这个有教养的人会第一个跳出来耻笑您。当波德莱尔还是个好孩子的时候，他有着许多让人无法相信的良好风度。他并不缺少才气。然而，让他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想法无论如何像是一个拙劣的玩笑。圣伯夫的苦恼在于他必须与一些他并不赏识的人交往。福楼拜是个多好的小伙子！然而，他的《情感教育》几乎不可卒读。好在《包法利夫人》还有一些“非常细腻动人”的特点。归根结蒂，无论您怎么看，他总比费多279来得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