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神，我无力自拔（第2/29页）

然而，当笑话穿透过一个不义的世界时，就像光线穿透过三棱镜成为一道彩虹一般，笑话成了讥诮。

在这折射过程之中，笑话找到了它更丰饶的滋生土地，同时它也发现自己从博君一粲的表演转换成某种攻击的武器。

什么样的丰饶大地呢?一般而言，笑话的主要养分来源不出于愚昧、虚伪和过度的神圣，而这些恰恰好也是不义世界的最基本特质。这解释了，何以所谓的“铁幕笑话”总是质精且量多，数十年来供应源源不断；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和宗教总孕育了最多好笑话，古今中外皆然，笑话中最常出现的角色一直是官员和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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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笑话成了攻击什么的武器呢?当然就是那些它嘲笑不遗余力的愚昧、虚伪和神圣。在攻击这些不义元素的众多武器之中，笑话一直不失为较优雅较有教养的一种，活跃于孤注一掷的暴力革命之前和绝望放弃的虚无之前——以暴力打倒不义的革命分子通常没心思也没足够聪明说笑话，至于放弃争斗的虚无主义者则早就连讲笑话的心情都没了。

讲笑话的人，一般稍带贬义地称之为“犬儒”。

我个人比较不能同意“犬儒”这个称谓中所携带的负面意思，我同情说笑话的人。毕竟，犬儒笑话中的阵阵酸气，很大一部分系来自于对抗整个不义世界的必然疲惫和辛酸，菲利普·马洛正是如此。

我喜欢的说法出自房龙之口，这位写《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宽容》的聪明、温厚、有教养的史家，在叙述人类数千年历史的同时，他说的是：“嘲讽和怜悯是我们生命中的两个好顾问，前者以它的微笑令生命更欣然，后者以它的眼泪赋生命以神圣。”“如果我们不懂得嘲笑，我们甚至会懦怯到去恨那些人。”

神不对还是拜神不对

作为一种武器，或说作为一种药物(您不觉得这两者常常是同一种东西吗?)，笑话最有效的对象或说病症是什么?

以我们前面所列举的愚昧、虚伪和神圣三者来排名，依序是神圣、虚伪，然后才是愚昧。

以笑话来医治神圣热病是最有用的，这个主张，在我个人所读过的有限书籍中，讲得最好最透彻入理的，极可能是聪明诡谲也爱讲笑话的著名符号学者兼小说家翁贝托·艾柯，他在他那部仿推理的中世纪修道院谋杀小说《玫瑰的名字》中，把一部亚里士多德有关喜剧论述的著作，安排为一连串修道院谋杀的原因。理由是，过度虔诚的老僧侣认定，维护神圣纯净的基督信仰，最可怕的敌人是“笑”，而不是任何激烈的反基督另类崇拜——因为，任何反基督信仰，只是基督信仰之光所存在的阴影，它仍在信仰范畴之中，仍保有神圣的元质，仍在信，只是“暂时”膜拜的对象不同罢了；相反的，老僧侣说，如果说“信仰基督让我觉得好笑”，那所有的神圣意味便当场解体，让人直接走到非信仰的另一条路上去了。

在这里，笑话和人类的理性接上了头，扮演着最有效的除魅功能。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历史上的革命者，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总如此鄙夷甚至痛恨笑话，不惜把笑话说成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苍白呓语小丑行径，是布尔乔亚的麻醉剂，只会瘫痪革命的觉醒和行动。他们的痛恶和老僧侣的不惜杀人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者有他们更神圣的神要膜拜，不义，对他们而言，只是拜的神不对，而不是拜神的行为不好，他们一直是历史上最像艾柯笔下老僧侣的一种人，怕笑话的摧毁力量把人引导到不信任何神祇的另一道路上。

历史上的聪明人之中，我一直以为最没幽默感的人，极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永恒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外表严谨不苟言笑的康德和弗洛伊德，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们极力掩藏之下的某种狡狯和欣喜，马克思则从头到尾像一只蹲在树枝上睁大眼睛的猫头鹰。

笑话有时而穷

到此，可能有人察觉了，所谓的不义，难道就只有愚昧、虚伪和神圣三者吗?您是对的，当然不止这些，至少还有残酷、狡诈和有组织有持续性的暴力等等。

这当然是笑话作为一种武器的悲哀所在，美国以讲笑话著名的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当然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便说过这么一句苍凉的话：“笑话凉了，但不幸炮筒仍是热的。”

想想，如果你面对的是斯大林这样一个既没有足够聪明听懂笑话，又没幽默感可容忍笑话，更无心思理会笑话的残酷粗鄙人物，你能讲得出什么好笑嘲讽的话来?或者说，你面对一整排无生命、没感觉、制造出来除了杀人没任何其他功能的枪支大炮，你能像宗教的圣者为石头鸟兽说法一样，跟他们也讲个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