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传新读（第2/3页）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学谢聪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园人）外，还有李政一（台南人）、刘辰旦（台南人）、吴忠信（台南人）、郭荣文（台南人）、詹重雄（台北市人），他们都是我不认识的，在起诉书上都是所谓爆炸案的凶手。他们被警总保安处吴彰炯少将主持的刑求，都比我重。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与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被捕后一年，才准与家属会见，才准与律师会见（我没请律师）。换句话说，在漫长的非法羁押里，吴彰炯少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刑求逼供，并且不虞人犯外伤。因为受伤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养得毫无痕迹。就这样，一年以后被移送军法处审判时，李政一等自然人人喊冤，详述被刑求取供的经过。可是判决下来的是：

被告李政一等人主张之刑求逼供一节，经本部先后传讯保安处、警务办案人员何洪才、季贵成等人到庭具结作证，均坚决否认有非法取供之情形。且据保安处1971年11月22日堡处字第5100号函复本部军法处亦称，经查并无刑求情事。按被告等均在军事检察官侦查中供认犯罪事实，历述如绘，经核属实，复无提出被刑求逼供具体事证，可资证明，所辩均不足采。

这种判决词，根本就是军法套语。因为这样子的传讯，谁会承认刑求别人呢？这样子的行文调查，哪个衙门会承认“经查‘有’刑求情事”呢？人犯被关在黑牢里、地下室里，一切隔离，一年不得见除了刑求他的以外的任何人，又何来“可资证明”的“具体事证”呢？这种传讯与行文调查，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所以，尽管法律上规定得冠冕堂皇，事实上，所有“不正之方法”取得的自白，在国民党法官眼中都一律被采信，并且一律把被告之哀呼判为“所辩均不足采”了事。国民党法官非但这样判，并且还常常反问被告，你说你被刑求取供，但是检察官去做侦讯笔录的时候，至少检察官没刑求你呀，你为什么不在检察官的笔录中翻供呢？

对呀，为什么呢？其实为什么，答案早就有了——答案就在《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列传》中秦二世派去查案的“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就是相当今日的检察官。但是，被告当时人被扣在赵高及其党羽手中，谁敢翻供呢？谁又识得检察官的真假呢？识得了，在现代一党及第的侦审一家人作业下，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种毫无作用，在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血淋淋的活证。这命案里被告之一游全球，在惨被刑求取供后，曾出现这样的经历：

我在调查局待了五十天，只有第三天唐锦黄检察官来过一次。我说，报告检察官，我是冤枉的。他说，好，你是冤枉的，问了一点笔录就走了。

移到看守所后，唐检察官来侦讯。我又说，报告检察官，我冤枉。调查局的王琪马上当着检察官揍我，而且破口大骂：“他妈的王八蛋，叫你不要翻供你偏要翻供。”我说，我冤枉怎么不讲。王琪就跟唐检察官说，一切照以前写就是了。写完，他要我盖章，我不盖。他又打，说，你非盖不可。不得已，我只好盖。

盖下之后，检察官也就回去了，我也被还押看守所，那时调查局的人员一分钟也没离开。第二天，又把我押回调查局，又整整一个月。一回去就打，他们说，王八蛋你，你还翻供。我在调查局总共八十天，到正式公开审判的前几天，他们才把起诉书给我。（1984年1月21日黄怡录音访问）

据游全球告诉我，他在检察官面前翻供，调查局的干员一边打还一边说：“他妈的，冤枉也要冤枉到底啊！你翻供是什么意思啊！太不够朋友了！我们说你犯罪，你就犯罪；说你不犯，你就不犯。我们叫法官怎么判，他们就怎么判，你翻供有个屁用啊！别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啊！”

人犯可以沦落到在检察官面前被严禁翻供、被骂被打，检察官可以沦落到敬陪末座躬逢其盛——这种情况下，什么自白又写不出来呢？

国民党的自白认定方法是，被告的自白非有确实反证，得推定为出于任意性。这和采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人本无罪”原则——对于被告在审判外的自白，推定为非任意性的情形——完全相反。这样的恶法不改正，刑求取供的惨事，必然永远不会停止。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已经明定，自白不许采为证据。无论自白是否真实，一律没有证据能力，这才是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初步。当然国民党纵使做到这一初步，也不是就停止了刑求，只是在刑求取供上应该使小百姓少一点自我作践。当然追根究底，还是赵高及其党羽的问题。这种“指鹿为马”的宦竖小人不消灭，中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