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第4/6页）

不过三年来有几件事，确实值得令人杞忧，按照胡氏身后遗嘱，他的文稿嘱由毛子水先生为他整理。记得胡氏灵柩尚未安葬前，笔者曾经访问过毛先生，当时毛先生答复是：“要等胡氏灵柩安葬后，治丧委员会琐务结束，开始整理胡氏未发表的文稿，预计最快也要两三个月才出版一本，直到全部出版完毕后竣事。”此话说过已逾三载，胡适遗稿的出版仍然未见一本，整理胡氏文稿困难究在何处，出版困难在哪里，是否需要更多的人与物力来协助，这是值得文化界关怀的。

而且由于中文版胡适文集的迟未出版，间接是否也影响了联合国文教组织准备出版《胡适文集》的计划？三年前当时已请在哈佛教近代史的杨联陞教授担任编纂与翻译，后来听说要等中文版出版再行着手，目前联合国文教组织这项决定消息也很隔膜，假定因此而耽搁，这真是我国国际文化传播的一项损失。

距阮日宣先生这段文字以后，一年五个月又过去了，胡适全集仍旧很渺茫。1966年2月2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载胡适先生去世四周年的消息，我们听到胡夫人的谈话，竟然是：“付印适之的全集，现在还谈不到！”我们实在忍不住要问：到底什么时候才看到胡适全集的出版呢？

由胡适先生遗著的例子，使我们想起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死前知道他的著作有被“亲近的人”垄断的可能，所以他的遗嘱是秘密写的，写在森林中的一块断木上面。他的目的，是要使他的遗著不成为他“亲近的人”的私产，而成为“全人类的共有产业”，谁都可以有自由印行的权利。托尔斯泰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属于他“亲近的人”的，也不是属于俄国的，而是属于全世界的。

胡适先生生前有鉴于此，所以他在遗嘱里，特别把“著作部分”划出，交由台湾大学和杨联陞、毛子水二位教授处理，而只把“财产部分”留给亲人承继。我们没想到自从胡适先生死后，他的遗嘱，竟从第一条起，就开始不能兑现；他的遗著，也不能如主事的人所说的“规定进度”，给我们一个像样的整理成绩，给青年一个普及而有益的版本，这是最令我们大惑不解的事。

夫人“销毁”丈夫

邪门的是，在胡适先生死后五年，在胡适全集遥遥无期的时候，《胡适选集》的问世，非但没得到胡适先生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感谢，反倒遭到他们的打击。1966年12月13日，胡夫人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首先登出“胡江冬秀启事”，声言：《胡适选集》“是非法的，应立将已印的书销毁！”——由太太出面，要求把自己丈夫的著作销毁，这种行径太离奇了！经过调查的结果，才知道启事来自“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换句话说，是在胡适纪念馆中某些人士的煽动、挑拨与支持下，由胡夫人出面刊登的。这真令人感到很惊异，也很遗憾。胡适纪念馆以偌大的预算与人力，以及有胡适先生自己遗留下来的大量材料的方便，花了五年的岁月，还不能为胡适先生尽一点像样的责任，这已是很说不过去的事了。想不到他们竟然还“不自修而畏人修”，明知胡夫人在法律上已无代表资格，却硬陷胡夫人于尴尬处境之中，公然要求“销毁”她自己丈夫的著作，弄得无以自圆。这种居心与巧计，竟发生在“中央研究院”机构之中，这真令人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惊异与遗憾了！

在胡夫人登出启事以后，12月15日，“中央研究院”的所谓“部分同人”，包括徐高阮、李毓澍、王聿均、陈槃、黄嘉谟、吕实强、高去寻、张秉权、李光涛、李恩涵、王树槐、王尔敏等所谓学人，投书给国民党党报等，一口咬定出版《胡适选集》是一种“恶行”、是“图财害命”，除要求“有权过问的官署怎容文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外，并宣称：

当此朝野在总统领导下高唱复兴文化运动之时，任何人竭其心血所成的发明权及著作权，应受到尊重和保障，是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希望贤明的内政部长立刻负起责任，处理这件版权被侵害的案件！司法机关也应该考虑除暴安良的行动！

12月17日，所谓胡适纪念馆委员会委员凌纯声、魏嵒寿、石璋如、胡颂平、徐高阮、王志维等，又“举行委员会议，决定全体委员赴台北慰问胡夫人及维护胡适博士著作权益”。12月18日，所谓北京大学在台校友会成立七人小组，由陶希圣、杨亮功、陈雪屏、姚从吾、吴铸人、孙德中、毛子水组成，“代表北大校友到和平东路向胡江冬秀女士表示慰问，并保证北大校友对这事不会坐视”。12月20日，所谓教育界人士孙亢曾、沈刚伯、许倬云等发表谈话，跟着推波助澜。当然所谓舆论界也众口一声，大起其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