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伦理孤独(3)

心理上的失踪

「我」这个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继续关在公寓裡，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麼打开，怎麼关门。

有一次「我」和张玉霞聊天时，提到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张玉霞说，「他很爱孩子唉！」「有几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见了他，他就放慢脚步，跟娃娃微笑。」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刘老师很怪异，身上有一种「近於肉类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缩变黄脱水的气味」。

这个单身的刘老师，从小学退休之后，常常在垃圾堆裡捡人家丢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楼梯间刚好遇到第一人称的「我」，他拿着一个破损的洋娃娃头，向「我」展示，说这洋娃娃的眼睛还会眨。刘老师经常捡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头、手、脚回来，放在黑色的木柜裡，而这件事就和社会事件中频频发生的儿童失踪案连结在一起。

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如果你有看过法国超现实导演布纽尔（Luis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Fantomedelaliberte），裡面有一段以超现实的手法，处理儿童失踪。那一段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点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师却说她失踪了，马上通知家长来。她的父母到了学校，Alice说：「我在这裡。」但爸爸妈妈说：「嘘，不要讲话。」然后转头问老师：「她怎麼会失踪？」

失踪在电影裡变成了另一种现象，其实人在，你却觉得他不在。

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对彼此而言却是失踪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那麼那个人对你而言，不也是失踪了。

电影啟发了我把失踪转向一个心理的状态，表示失踪的人在别人心裡消失了，没有一点具体的重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单亲妈妈，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应酬也很多，她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就让小孩掛串钥匙上下学。她也很心疼小孩，却没办法陪伴她，又很担心孩子被绑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时，孩子己经写完功课準备要睡了，她硬拉着小孩一起练习各种被绑架的逃脱术。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绑匪的帽子、口罩，让孩子练习逃脱。当时我觉得好可怕，就像军队的震撼教育一样，可是让我更震撼的是，这个城市的父母都已经被儿童绑架事件惊吓到觉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却觉得她已经失踪了。

朋友的故事变成小说裡，张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别训练」。而住在叁楼的这个「我」，每天晚上就会听到各种乒乒乓乓的声音。

爱成了寄託，丧失了自我

这个公寓裡最大的寂寞者－－「我」，因為没办法出走，就把生命寄託在儿子身上，所以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儿子诗承寄来的信时，拿着红笔勾出重点，她每读一次，就觉得还有重点没

昼到，再画一次。他的儿子读法律，寄来的信很少问候父母，都是摘录一些中文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提到了儿童失踪案，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开始搜集报纸上的报导，準备要寄给儿子。

这裡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中年妇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遥远美国的儿子身上，他所关心的事情，就变成她关心的事情。－－当我们在伦理的网络之中，很难自觉到孤独，就是因為我们已经失去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失去，有时候我们称之為「爱」，因為没有把自己充分完成，这份爱变成丧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娃失踪了。失踪不再只是新闻报导，而变成一个具体事件，而且是在「我」住处楼上发生的事情。娃娃的母亲张玉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而这一切是「我」所预知的，她听着下班后的张玉霞上楼、开锁、关门的声音，然后她走到房门边，「等候着张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后披头散发地衝下叁楼，按我的门铃，疯狂地捶打我的房门，哭倒在我的怀中说：『娃娃失踪了。』」

人在某一种寂寞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神经质，敏锐到能看到一些预兆，而使得假象变成真相。

布纽尔另一部电影《厨娘日记》（LeJournald’unefemmedechambre），叙述一个绅士在妻子死后，雇用一个厨娘，厨娘在日记裡写着这个外表行為举止都很优雅的绅士，其实是一个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这部电影有一大半是在对比这个绅士的裡外不一，一直到最后才揭晓，原来偷窥是厨娘长期寂寞裡所產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说裡的「我」听到张玉霞的尖叫声、哭声，然后衝下来按门铃，哭倒在她怀中，这是幻想还是真实发生？我们不知道。她开始安慰张玉霞，然后报警，叁天后来了一个年轻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说，他是「為了多了解一点有关刘老师的生活」而来，他们都觉得刘老师最有嫌疑，因為刘老师非常爱娃娃，在楼梯间遇到时就会对他微笑，摸摸他的头，还会买糖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