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伦理孤独(2)

活出自己

我记得年少时，读到哪吒把肉身还给父母，变成游魂，最后找了与父母不相干的东西作為肉体的寄託，隐约感觉到那是当时的我最想做的背叛，我不希望有血缘，血缘是我巨大的负担和束缚。父母是我们最大的原罪，是一辈子还不了的亏欠，就是欠他骨肉，欠他血脉，所以当小说描述到哪吒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时，会带给读者那麼大的震撼。可是，这个角色在过去饱受争议，大家不敢讨论他，因為在「百善孝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个孤独的出走者。

哪吒不像希腊的伊卡罗斯成為悲剧英雄，受后人景仰。野兽派大

师马諦斯有一幅昼，就是以伊卡罗斯為主角，画了黑色的身体、红色的心，飞翔在蓝色的天幕裡，四周都是星辰，那是马諦斯心目中的伊卡罗斯。虽然他最终是坠落了，但他有一颗红色的心，他的心是热的，他年轻，他想活出他自己，他想背叛一切綑绑住他的东西‥‥

伊卡罗斯的父亲错了吗？不，他是对的，他告诉伊卡罗斯不要飞得太高，飞得太高会摔死，可是年轻的伊卡罗斯就是想尝试，他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

这裡面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体是属於谁的？在我们的文化裡，有一个前提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所以连头发都不能随便修剪，否则就是背叛父母。

但在〈暴力孤独〉和〈思维孤独〉篇中，我提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暴力的衝动，所以会去刺青、穿孔、穿洞，做出这些事的人，他们认為身体发肤是我自己的，為什麼不能毁伤？他从毁伤自己的身体裡，完成一种美学的东西，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那麼，究竟肉体的自主性，要如何去看待？

伦理的分类像公式

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这本书裡，有很多背叛伦理的部分。在〈热死鸚鵡〉中，医学系的学生爱上老师；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裡，读建筑设计的大学生回到家裡，爸爸对他说，他要跟他的男朋友

charlie到荷兰结婚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伦理所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正因為有这些只占百分之零点一的冰山一角，才能让我们看见，原有的伦理分类是不够的。

任何一种伦理的分类，就像是一道公式，很多人其实是在公式之外，可是因為这是「公认」的公式，大家不敢去质疑它，所以许多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伦理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大学生的父亲有妻子、儿子，完全符合伦理，可是他却引爆了一个颠覆伦理的炸弹，他要建立的新伦理是一直存在，却不容易被发现的事实。它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的父亲或丈夫，可是你不一定会发现，因為这个伦理是被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掩盖了。

然而，当这个社会有了孤独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这个伦理的迷障才有可能会解开。

另一种形式的监控

谈到伦理孤独，我想以自己的小说〈因為孤独的缘故〉作為例子。当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身边有些故事在发生。八○年代后期，绑架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很耸动的标题，而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区伦理结构改换了。

我记得小时候，居住在大龙峒的庙后面，社区裡的人常常是不关门的。我放学回家时，妈妈不在家，隔壁的张妈妈就会跑来说：「你妈妈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拿药，你先到我家来吃饭。」那个社区伦理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到你会觉得自己随时在照顾与监视中－－照顾与监视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张妈妈在我母亲不在时，找我去她家吃饭，这是照顾；有一次我逃学去看歌仔戏，突然后面「啪」的一巴掌打来，那也是张妈妈，她说：「你逃学，我要去告诉你妈妈。」这是监视。

传统的社区伦理有两种层面，很多人看到照顾的一面，会说：「你那个时代的人情好温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区所有的事情都被监视着，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就会引起漫天流言耳语。那个时候，电视、广播没有那麼流行，也没有八卦媒体，但因為社区结构的紧密，消息传播得比什麼都快。

到了八○年代，台北市开始出现公寓型的新社区，愈来愈多人搬进公寓裡，然后你会发现，公寓门窗上都加装了铁窗，而相邻公寓间的人不相往来。当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时，小孩就变成了「钥匙儿童」－－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儿童脖子上掛着一串钥匙，自己去上学，放学后自己回家，吃饭也是自己一个人。

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结构，我在大学教书时，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从叁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这在我的成长过程裡，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严重，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因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但在八○年代后，即使女性对於离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较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