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语言孤独(5)（第2/3页）

觉到原来母亲真的五岁过。因為母亲的五岁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也无法了解，藉由母亲的照片，他开始探讨摄影、影像的意义和价值。

我想，语言就如同这张照片，常常会变成个体和个体间一个不可知的牵繫。

又好比我的母语，是母亲给我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而言就像紧箍咒，我不常用这个语言，只有去看母亲的时候，会跟她说母语，而当我说出这个语言时，我整个人的角色都改变了，我平常的逻辑、平常的人性价值都消失，变成了母亲的儿子。

一九八八年我到西安，我的母语就是西安的地方话，所以一下飞机我觉得非常混乱，满街的人都是用我的母语在交谈，那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他们和我很陌生，但是他们的母语竟是我的母语。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种记忆模式存在基因和身体裡面，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因為母语对个人的意义难以形容，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就不尊重别人的母语。

我最近在读夏曼．蓝波安的书，他来自一个只剩下两千多人的兰屿达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语，可是这个语言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消失了，当他的族人会说闽南话、普通话，就是不会讲达悟语，母语带给他的哀伤，对他生存所產生的意义会是什麼？我反覆地读他这本得奖的小说《海浪的记忆》，写他父亲八十几岁蹲在兰屿的海边，他说：「父亲是很低的夕陽了。」

他用汉字写，可是我们知道，汉语不会用「很低的夕陽」，而会用衰老、将死、迟暮。夏曼．蓝波安没有用这些字辞，而是坚持达悟语的特殊语言模式。

沟通的开端

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弔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準度裡製造语言的曖昧。

这种曖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时到庙裡抽了一支籤，你很希望这支籤会告诉你应不应该继续交往、或要不要投资，可是籤文绝不会告诉你应该、不应该，会或不会，而是给你一个模稜两可的答案。

我有一个学生做金属工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想开店，又怕血本无归，就到庙裡求了一支籤，籤上写着：「董永卖身葬父」，他想：「完了，卖身葬父是很惨的状况。」他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因為董永没有钱埋葬父亲，就插了一个草标跪在街上要卖身，后来感动天上的七仙女下凡来帮他，之后他荣华富贵，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那麼这支籤究竟是好或不好？

语言的曖昧性就在於此，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既精确又误导。

再谈回到〈舌头考〉，和〈热死鸚鵡〉一样都是没有结局的小说。

回到中国以后，吕湘一面进行他有关舌头与中国母系社会关联的论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继续深一步了解一根舌头所可能在人的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

他有点惊讶於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带两公分宽的肌肉的急速扩大。在短短几星期中已有着坟起而且变成酱红色的趋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难察觉的地步。

吕湘有点不安。他想起平反时那个语调温和的称讚他的干事。他又无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讨论会上自己的没有离席是否落了什麼把柄。他变得有点神经质，走在东安大街上，一个人笑吟吟过来问路，吕湘像见了鬼一样「哇」地一声跳着跑开了。

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点言不及义的报告，并没有透露丝毫他从马里兹别克教授那裡得来的啟发以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个人站在街角看着行人。

吕湘怪异的行為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呼应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体文化无法容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為他们猜他得了不治的爱滋病。

乡里中无事的女人们便开始传说吕湘因為长期单身，又上了趟美国，在旅馆半推半就玩了一个妓女，染患了不治的爱滋病。而爱滋病的初步症状就是喜欢站在街上看人，把病传染给八字弱的人云云。

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已经没有人敢靠近吕湘，只敢远远地对他指指点点。这是群体文化裡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眾口鑠金的例证，语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鎔化金属。

事实上吕湘还是头脑清醒的，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一直记掛着全国人的左眼下那逐渐坟起而且发酱红色的一条肌肉，没办法专心继续有关舌头与女性进化的研究。有一次他听说乡裡来了一个台湾同胞访问团，便也跟着大伙跑去看。乡里的人因為怕被传染爱滋病，都离他远远的。吕湘一人大摇大摆走到访问团的巴士前，一个台湾重要的来访者看吕湘气派不小，以為是高干，便立刻摇着「台湾同胞访问团」的小叁角旗，快步趋前和吕湘握手，亲切地叫道：「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