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革命孤独(1)

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开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很多人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大批的学生驻满中正纪念堂和台北车站，表达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所谓学运，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台湾的戒严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念头从未在脑海出现。延续保守传统的想法，总觉得学生罢课游行搞运动如同洪水猛兽，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学才改观。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為「五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皮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為运动本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皮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巴黎学运的衝击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浪潮发生后四年，学运仍末结束。偶尔在上课时，会突然听到楼上「砰！」的一声，老师立刻要所有学生疏散，然后就会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医院。

学运和暴力结合，使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学生感到恐惧，好像是政治暴动一样。

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年轻老师或是高年级的学长，会在学生发动罢课时，带领同学坐在公园或是校园裡，一起探讨罢课的原因，讨论当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改变了我对学运的看法。

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法裡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民主来自於每一个个人对於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

由於台湾学生来自一个较封闭的社会，到了法国，对学运会出现两极化的反应：一种是非常恐惧学运，完全不敢参加、不敢触碰。我记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湾后担任政府的高层工作，有时候我们私下谈起时，会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几年，得到博士学位，只认得一条地铁的路线，就是从家裡到学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当时台湾学生留学的一种心情：我把我的专业读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属於另外一种。因為自己学的是人文，对於文化的本质有很大的兴趣，因此对於学运，在某一种对政治运动的恐惧、置身事外的感觉之餘，会有一种好奇。

从小父母就常对我说：「什麼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经被父母如此告诫过。因為台湾经歷过白色恐怖的年代，使个人对政治会联想到一个不寒而慄的结局，当时我心想：「我喜欢画画，我喜欢文学，和政治无关，大可放心。」

然而，我还是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巨大的心灵震撼

我经常提起高中时的英文老师影响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陈映真先生。他带我们读小说、读现代文学，以及读台湾一本很重要的杂誌《文学季刊》，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去看戏；我记得高一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带着带着，到后来已经可以读英文版的《异乡人》。

大概在我大一时，陈映真老师被逮捕，那个年代一个人被抓不会有报纸报导，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这麼失踪了，接着出现各种传说，使大家觉得很恐惧。在老师被逮捕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他聊天，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诗社，对诗有一种很浪漫的看法，觉得文学就是文学，是一种很唯美、很梦幻的追求。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师，却显得焦虑、不耐烦，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文学不应该那麼自私，文学应该关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会的边缘，去抨击不正义、不公理的事情。」

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点反感，心想老师怎麼这麼武断，这麼决绝。对於一个充满文艺美学梦幻的年轻人而言，陈映真老师的理论让我觉得很受伤。

一个星期后，他被逮捕了，我听到一些传言，说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又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论着，说他的组织裡的人接连被逮捕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时他的这一段话。

再见到陈映真老师时，已经是七年之后，他从绿岛出来，我从法国回来，彼此都经歷了一些事。我自己从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政治」，到在巴黎时，听到每一个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间都在谈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后法国人对政治的热烈激昂，随时可能会有一个同学站起来高声朗诵出聂鲁达的诗。我突然发现，革命是一种激情，比亲情、爱情、比人世间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