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情慾孤独(6)

对生命的怀疑

我出版过一些书，谈了美学、谈过诗，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我想我最终的着作应该是一本懺悔录。我相信，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目前我还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但已经在酝酿，我也知道这会是我最重要的功课。我是要跳回去做一个和稀泥的人，去掩饰跳墙、记过的事件，还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这就是我的选择了。

我想，台湾应该是一个可以有距离的去对抗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奈何我们既隔离在外，却又以儒家正统文化自居，因為我们认為对岸破坏了儒家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去承接，事实上我们所背负的包皮袱比对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时便发现，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孤独感一下子就跑出来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也出现了……好像，台湾要发动在内心深层处的孤独感革命更难了……

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於我们的想像。包皮括我自己，儘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麼自我？谈什麼情慾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麼不能说的？」

其实，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比中学时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厉害，这一把看不见的剪

刀叫做「爱」或是「关心」。因為这把剪刀，母亲成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

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採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活着真的有价值吗？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杀生一定成仁，捨身一定取义，鲁迅写的秋瑾杀生、捨身之后，其鲜血只是沾染了一颗馒头，让一个得肺癆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这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颠覆了儒家成仁、取义的观念。

生命的意义

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於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在七○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不管是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果陀》，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中文译為果陀，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意指救世主）的人，等着等着，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神不会来，救世主

不会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我们当时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為生命是有意义的，父母、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包皮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我不能反问学生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值得活吗？」但我相信，我如果这麼问，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而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吗？」我不敢回答。文学裡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卡夫卡的《蜕变》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反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隻昆虫，或是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人就是昆虫，那麼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陈凯歌的《黄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卡繆（Albert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裡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

那个年代我们读到这些书时，感到非常震撼，群体文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為会很痛，你看到所有的报导都是那麼荒谬，是谁恶意為之的吗？不是，所以群体文化无法讨论「荒谬」这个问题，而存在主义则把它视為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