眯着眼睛听戏

人们常说乾隆盛世，可您知道最“盛”的是哪一年吗？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

那一年，大清以空前的盛典庆贺功成名就的乾隆皇帝八十寿辰，连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沾上了喜庆气儿。西华门外，隔上几十步就搭建起一座五彩戏台。台上一桌二椅，委婉的二黄和轻快的西皮不绝于耳，台下是一群群兴高采烈瞧新鲜罕儿的看客。这个台方唱罢，那个台已登场，台上台下兴致淋漓，弥漫着几分浮华、几分奢靡。戏台的长龙绵延不断，一直排到几十里外西直门的高梁桥。

一个叫江鹤亭的扬州大盐商，为了给皇帝祝寿，在闽浙总督推荐下，特意组了个叫“三庆班”的戏班，由当时的徽戏名角儿安徽人高朗亭领班进京献艺。三庆班原打算祝寿结束就打道回府，可谁承想那带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一颦一笑、一起一坐，那白话风格的戏词，那疏密有致又富于动感的唱腔，让京城里上至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心脾顿豁，如入化境。结果三庆班的戏是欲罢不能，于是索性留在京城里安了家，还带动了后来的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纷纷进京。四大徽班进了京，这一驻就是百十来年，竟融化在北京人的神髓里，演绎出京城特有的韵致。

有一首童谣叫：“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说的是：三庆班的连本大戏最是过瘾：一出接一出，一轴连一轴，连续不断。四喜班的曲子很有听头儿：那昆腔之美，勾魂摄魄。和春班的武戏特有瞧头儿：打得那么优美，那么有性格。春台班的童伶最具活力：扮相纯净，俊朗可人。四大徽班的戏除徽调之外，还融合了昆腔、吹腔、四平调乃至梆子腔的曲调，明丽而多变。在扮相和身段上则是将诸家之长熔于一炉，丰富、漂亮而又不失雅韵。这种由粗通文墨的艺人所编的新戏让本来就好找乐子的北京人耳目一新，比之前流行的咿哑啁哳的“京腔”(1)似乎更符合八旗子弟们的趣味。

说来奇怪，根据大清祖制，在旗人居住的内城里是不能有戏园子的，要想去戏园子只能出城。然而皇宫大内里却搭着大戏台。畅音阁上演的是动用无数精良道具的整本大戏。锣鼓点儿一响，成群的伶人一唱就是连续十来天，每天从早到晚十来个钟头。那些精美刺绣缝制出的行头让台下的太妃、格格们看得是眼花缭乱，心旷神怡。想来也是，宫里的太妃、皇后、皇子、格格们整天吃饱了没事儿靠什么消遣？也就只有没完没了地听戏了，他们本来就有的是闲工夫。宁寿宫里每每是唱者如云出岫，听者天昏地暗。而那些讨人喜欢的名角儿干脆被封为“内廷供奉”，专门为宫里服务。

宫里玩儿什么，街面儿上就兴什么。城墙里飘出的皮黄之声很快钻到了京城里那些有钱、有闲，还因为有些文化而很懂得怎么玩儿的达官贵人们的心坎里。听戏和学戏成了主流社会的生活时尚。尽管太平盛世在不经意间开始没落，但那些有钱、有闲的权贵们依然有足够的实力和精神头儿专心致志捧红一门他们所钟爱的艺术。

这门艺术实在是太深也太有魅力了！它集音乐、舞蹈、武术、文学、服装等等艺术于一身，可以演绎世间百态，让人回味无穷。它不仅可以欣赏名伶的演出，更可以全身心投入进去，在学习中不断玩味，不断自我欣赏。若是玩儿得地道，当然也是同道之间相互炫耀的资本。

于是，那些清早起来摇着鸟笼子出城遛鸟的人们又多了一个营生，就是到城根儿底下对着护城河拉胡琴、吊嗓子，听那接着水音儿的回声在城墙之上回荡。他们开始玩儿戏，非常勤奋地玩儿戏。

戏可以使人上瘾。而玩儿戏本身也是一种“隐”的方式。谁会担心一个整天痴迷在戏里的人能篡权谋反呢？后来，甚至有了戏迷们自娱自乐唱着玩儿的聚会。不过这戏并不可以随便唱，必须经过内务府批准，并发给印着两条龙的龙票，这就叫做“玩儿票”，玩儿票的人互相称作“票友”，而玩儿票的场所一般是在某位贝勒、贝子家宽阔的厅堂里，那就是最初的“票房”。

鸦片战争的炮火声并没有对京城里歌舞升平的悠闲生活产生任何影响。伶人们是越唱越精湛，票友们是越玩儿越投入。一门艺术就这样在唱者与听者的默契合作中孕育成熟。京戏诞生了。

京戏之完美几乎达到了无体不备，无美不臻。这门艺术汇聚了徽戏、汉调、秦腔之长，形成了生、旦、净、末、丑等完备的行当，借鉴了昆腔、京腔之美，甚至采用了有北京话特点的念白，称得上是中华戏曲之最高典范。有意思的是，在其最初“三鼎甲”的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三位大师之中，号称“状元”的张二奎竟然就是票友出身——因酷爱京戏而下海从艺的官吏。可见京戏有着怎样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