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1]（第5/8页）

阿弗罗斯坦同样如此，甚至比欧洲人更甚。这类人很多，来自塞内加尔、象牙海岸以及我不记得名称的某些地方。老练的乌木脑袋，肥胖的框架，身着上等织物，来自巴黎世家^{[23]等处的闲人，腹中鼓鼓地装着在巴黎的生活体验，因为对于一位生活在左岸的激进女性来说，如果她从未有过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革命黑人，那就不叫生活，而这就是他们展开行动的地方，因为本地的阿拉伯农夫和贝都因人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更不用说这些越南人了。“你们的有色人种兄弟们在受苦。”我在哭诉。“不，”他们回答，“我们已经与民主德国达成协议，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格尔[24]本人不让我们这样。”另一方面，如果这次大会不是在里约召开，而在某地的松树和松鼠间举行，有谁知道呢，他们的说话方式或许会是两样。而在这里，自然，每件东西都过于熟悉，比如棕榈和藤蔓，吵闹的鹦鹉。或许，苍白面色的维度地区更适合开展这种负疚和同情的展示表演，虽然这样的表演通常姗姗来迟。要不，或许就是一只落水狗，一旦被喂得饱饱的，便会与娇生惯养的狗发出同样的叫声。或者，它至少渴望一根狗链子。}

最糟糕的是当这一切引得我胸口左侧某些部位阵阵犯痛的时候；总的说来，当某些活动在不讲英语的地方举行时，我会感觉最不舒服。就像奥登常说的那样：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死在一家大旅店，让那里的人们手足无措。我认为此事的确会发生，报纸媒体会乱作一团，但是无人愿意想到这一点，尽管应该想。无人愿想，并非因为他不愿意去想它，而是因为这东西——我们暂且称之为“不存在”，尽管很容易找到一个更短的名词——不愿人们泄露它的秘密，它凭借其近在咫尺恐吓人们，阻止人们思考那些问题。因此，即便你后来经历并克服了这恐惧，你想到了这一点，却依然无法记下任何东西。就整体而言让人感觉奇怪的是，大脑摇身一变，从盟友——这本是它在此危难时刻应该扮演的角色——变成了第五纵队，减弱你原本就不怎么强大的抵抗力。你想的不是如何挣脱这根绳索，而更像是在思忖你自己在脑中描绘出的恐怖结局。我躺在凯莱酒店里，盯着天花板，等着救心丸产生作用，等着我的北欧女伴出现，她的脑袋里只有沙滩。但是我最终达到了目的，我提议的越南小组获得通过，在这之后，一位小个子越南女子眼含热泪，代表她的人民向我们表示感谢，她说，如果我将来到了澳大利亚(她就是被他们从澳大利亚送到里约来的，路费是募捐来的)，一定会受到皇室般的接待，能吃到红焖袋鼠耳朵。我没有购买任何巴西产品，除了一罐爽身粉，因为我在城里四处游走，磨痛了敏感部位。

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与乌尔里希在酒吧的夜间交谈，酒吧里，当地的键盘手满怀激情地演奏着《探戈舞曲》和《玉米棒》^{[25](其真名在俄国被称为《阿根廷探戈》)，但《波基上校进行曲》却奏得很糟。原因在于演奏者那南方的、不同的、感伤的(尽管也不乏残忍的)性格，他领悟不了冷静的否定。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鬼知道我们谈的是什么，好像是卡尔·克劳斯[26])，我的北欧女伴——好吧，我们就称她为斯特拉·波拉里斯吧——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十分钟之后，她搞不懂谈话的内容，便胡言乱语起来，滔滔不绝，使得我几乎想冲她的鼻子给她一拳。观察一头始终潜伏在正常状态下的小野兽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醒来，这会让人大开眼界。在斯特拉身上醒来的显然是一只臭鼬，看到那只小小的黄鼠狼在她内心醒来——而就在一个小时前，这个人还在翻动发言稿，对着话筒道出那些拉丁化句子，面对本城和世界[27]——这着实非常有趣。我想起那件带有深蓝色图案的淡黄色裙子，早晨穿的大红色睡袍，还有一只野兽所怀有的偏执敌意，这只野兽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凌晨两点是一只野兽。好吧，如果这只野兽不这么摇摆不定的话，也就不会有进化了。探戈舞曲的节奏，几对男女在昏暗中窃窃私语，甜蜜的烈性酒，乌尔里希脸上那困惑的眼神。这个无赖毫无疑问在思考，此刻前往何处结果更好，是前往被拯救的婚姻还是去找萨曼瑟，后者天然具有一种能征服有教养的欧洲男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