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第3/5页）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手边保留了50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80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80年代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80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80年代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植因何处？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犯罪前科，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