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屡见阁下大作针砭目前紊乱之社会现象，每次阅毕皆热泪盈眶，未能自己。

——我把报纸文章给孩子看，他说要影印起来，想贴到班上去又说不敢，怕训导处，我们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瞒您说，我也想离开台湾。我敢预言中国将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于他人，而是死于自己手中的绳子，真的，真的。

——“红色恐惧症”是我们国民心理上的不治沉疴，也像黑死病一样，人人怕传染。

——目前您知名度够，“有关方面”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千万要小心：开车，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恶煞杀出来。我想您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你的书及中国时报在我们单位算是被禁掉了。虽然我们不赞同这个作法，但军队之所以构成，就是必须懂得服从命令。中国时报被禁是因为野火集的文章。这是一份政战部门所下的文，属于“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断绝、外貌瘦弱、地小人多、工商不发达的台湾，升斗小民是怎么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税，不管失业救济，劳动法令残缺，劳工受伤，劳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决每日开门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矿灾工人死亡，成为植物人，政府及劳保给付如杯水车薪，民间捐款被台北县政府留下一半，矿工子女是如何过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

1985年

只是昨天

1985年12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北医院待产，从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的深蓝。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以台北为主导的中国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风民俗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对无梅毒恶疮，能爱也能被爱，只有龙应台这类××××，我们有权也有责任，公开唾弃她。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等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50年代有“自由中国”，60年代有“文星”，70年代有“大学杂志”，而80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怖，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十三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在十三年中脱胎换骨了，只是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1985年3月何怀硕写道：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国家？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欺诈，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国时报》社论写道：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个国家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80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只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只无心的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