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6/23页）

在各个朝代，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当这些私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三部曲”，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以四大书院为代表一些的书院，其前身多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办性质。随后因办学重点转移、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关闭。但也有很多书院在制度上，既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又采纳了佛教及道教讲学的经验，博取各家长处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加之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等，从而使书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也非常重视教育，常常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其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一般。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改变。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所以不重视书院。从整体上说，书院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而这时也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明代书院由衰到兴。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万历（公元1563—1620年）年间，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书院承袭明朝遗风。清初，政府一直奉行“不许别建书院”的禁令。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准许各省创建书院，但一直实行严加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迫使书院改变了最初的学术追求。多数书院都以科举为业，对学术的发展没有过多的增进，但书院的这种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普及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影响了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办学。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创建的明诚书院为海外第一所华人书院；其后，新加坡华侨也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创建了萃英书院；美国的旧金山也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大清书院。虽然这些海外华人书院与朝鲜等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书院有所区别，但是书院已传播到中华文化领域之外，为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余秋雨先生在《远年琥珀》一文中说过：“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郁，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颁布诏书，将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至此，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被人为地划上了句号。从书院的产生到发展、兴盛到衰落，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思想与文化载体的书院，同文化传承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它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统治阶级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学特色。用哲学的观点来解读，书院改为学堂，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传承，使中西文化得以交融贯通。所以，书院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而是在这次“改制”中得以涅槃重生。

◎书院文化的复活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种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奇怪的日子》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纵观我国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至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无法比拟的贡献。然而在近代，书院被学堂所取代，历经了近百年的沉默。20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各种革命和运动的“否定”。可是，书院仍然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仍然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文化又在人们现代意识的觉醒下悄然兴起，象征性地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