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4/23页）

我国许多藏书家的乐趣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图书上，他们还喜欢在新获图书上盖一方自己的印章，以表达个性情志。明代藏书家祁承的藏书印章是：“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不仅流露出了爱书之情，而且表达了读书之乐。清人《榆园丛书》作者许益斋，其藏书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书观、珍书情，更显境界高雅。与藏书章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藏书票”。它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是读书人爱书、藏书的标志，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魂”、“书海之帆”等。

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是由德国人设计制作的，迄今已有550年的历史。这枚藏书票的画面是一只嘴里衔着野花的刺猬，上面写着“慎防刺猬一吻”。接着，藏书票传入英国、法国及美洲大陆。17世纪后，收藏和交换藏书票成为一种时尚。随着艺术品收藏的兴起，各国先后成立了藏书票协会。藏书票的产生虽然比邮票早300年左右，但与邮票类似的是，它从出现之日起，就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有时它的收藏功能已经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是，藏书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它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和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

藏书票在20世纪初传入日本，大约20世纪30年代初传入我国。其实，在此之前，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和外交官就已经将藏书票随书籍带到了中国（上海图书馆有收藏证明）。我国现今发现的第一枚藏书票大约出自1914年，它是中国台湾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发现并收藏的。该枚藏书票贴在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印有“关祖章藏书”字样，画面是在满壁皆书的书房里，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搜索图书，秉烛展卷。在辞典的扉页上，还用钢笔写有如下英文字句：“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该枚藏书票用西方引进的木刻技法，构图又完全是中国古典传统风格，极具收藏价值。

因为藏书票不仅具有艺术欣赏功能，更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所以很多藏书家和艺术家都喜欢收藏、制作藏书票。鲁迅先生就很关注藏书票，曾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买过，现在，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还珍藏着鲁迅先生收藏的各国和中国早期藏书票。鲁迅先生对藏书票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凤凰”便产生于30年代的上海。它是由著名作家叶灵凤，于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和诗人郁达夫等人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并开始注意和推介藏书票。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受其影响，也积极制作藏书票。可见这枚书票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

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如今，中国的藏书票已普及全国、走向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余秋雨先生在《收藏昨天》中提到“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是一种情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便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和对书籍的热爱。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读书人，一不小心便沦为藏书人，虽然他们常常有书不读，却能专注于藏书，所以想要得到好书很难。历史上只藏书不读书的人有不少，登峰造极的莫过于天一阁的主人范氏子孙，他们甚至把藏书作为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钱绣芸，一位为了能到天一阁里看书而不惜嫁给范氏家人的伟大女性，最终只能因为其家族保守先祖遗产的严格条款规定而郁郁终老。1673年，黄宗羲成为范氏家族允许登楼查看其藏书的第一人，此后范氏家族也改变了其规定：只要是具有真正大学问的人便可以入阁观书。

在我们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有时候，精神文化是很难得以传承的。精神较于物质让人更难以坚持。书籍，在中华民族有了文明史以来，就成了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的工具。它的流传，比人的繁衍有时候还要困难。因为，除了保证不因人为的破坏而中断以外，还需要一种极其坚强的毅力和精神。范钦一家围绕创办天一阁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到，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人要具有一种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