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第7/10页）

“你告诉他情况有多严重吗？”

“我想他是懂得的。”

“请你竭力把话说清楚。”

我想法把情况给他说清楚，茶房就说，“我会尽力弄一支来的。”

“你让他去办事给了他足够的小费没有？他们得了小费才办事。”

“这我倒不知道，”我说。“我原以为旅馆额外给他们报酬的。”

“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有拿了丰厚的小费才肯给你办事。他们大都已经完全堕落了。”

我想起埃文·希普曼，想起在丁香园咖啡馆的那名招待，当人家在丁香园改建美国式酒吧时，硬逼他剃去了唇髭，还想起在我结识司各特以前好久埃文怎样去和那招待在蒙鲁日的花园里搞园艺活，我们大家是那样的好朋友，在丁香园咖啡馆待过很长一段时期，还想起我们在那里采取的一切行动以及这一切对我们大家所含有的意义。我想到要把这丁香园的整个问题告诉司各特，尽管我可能曾经在他面前提起过，但是我知道他并不关心这些招待，也不关心他们的问题或者他们的超乎寻常的好意和感情。那时司各特厌恨法国人，而由于他经常接触的法国人几乎只是些他并不了解的招待、出租车司机、车库雇工和房东等等，他要侮辱和谩骂他们有的是机会。

他恨意大利人甚至比恨法国人更甚，即使在没有喝醉的时候也不能平静地谈到他们。对英国人他也经常表示厌恨，但有时又能容忍他们，时或还尊敬他们。我不知道他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他那时是否曾接触过任何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或者任何瑞士人。

这天晚上在旅馆，他显得非常平静，这使我高兴。我把柠檬汁和威士忌混在一起，和两片阿司匹林一起递给他，他没有反对便把阿司匹林吞下了，态度平静得叫人敬佩，接着便呷起酒来。这时他的眼睛张开了，正望着远处。我在读报纸中间几页上的犯罪报道，感到十分惬意，似乎太惬意了。

“你是个冷酷的人，是不是？”司各特问，我看了他一眼，明白我的处方错了，如果错不在我的诊断的话，还明白威士忌在跟我们作对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司各特？”

“你居然能坐在那里读一张一文不值的法国报纸，而我快要死了在你看来却算不了一回事。”

“你要我去请个医生来吗？”

“不。我可不要法国外省的卑劣的医生。”

“那你要什么？”

“我要量体温。然后把我的衣服烤干，我们乘上一趟回巴黎的快车，住进巴黎近郊纳伊利的那家美国医院。”

“我们的衣服不到明天早晨不会干，再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快车了，”我说。“干吗你不好好休息，在床上吃点晚饭呢？”

“我要量体温。”

在这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茶房才拿来了一支体温表。

“难道你只能弄到这样一支吗？”我问道。茶房进来时，司各特原先闭着眼睛，那神情看起来至少像茶花女那样濒临死亡的样子。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脸上的血色消失得这么快，我不知道血都跑到哪儿去了。

“全旅馆就只有这么一支，”茶房说着，把体温表递给我。那是一支量浴缸洗澡水的温度计，安在一块木板上，装有足够使温度计沉入浴水中的金属底座。我很快喝了一口兑过酸汁的威士忌，打开一会儿窗子看外面的雨。我转过身来时，司各特正盯着我看。

我像个专业医务工作者那样把温度计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你运气真好，这不是一支肛门表。”

“这一种该往哪儿搁？”

“搁在腋下，”我说，并把它夹在自己的腋下。

“别把上面指着的温度搞乱了，”司各特说。我把它又朝下猛甩了一下，便解开他睡衣上衣的钮扣，把这支表插在他的腋窝里，同时摸摸他的冷额角，然后又给他诊了脉。他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面。他的脉搏是七十二跳。我把温度计在他腋窝里放了四分钟。

“我以为人家是只放一分钟的，”司各特说。

“这是支大温度计，”我解释说，“你得乘上这温度计大小的平方。这是支摄氏表。”

最后我取出温度计，把它拿到台灯下。

“多少度？”

“三十七度又十分之六分。”

“正常的体温是多少？”

“这就是正常的体温嘛。”

“你肯定吗？”

“当然。”

“你自己量量看。我一定要搞明确。”

我把温度计的度数甩下，解开自己的睡衣，把温度计放在腋下夹住，一面注视手表。然后我看温度计。

“多少度？”我仔细察看着。

“完全一样。”

“你感觉怎样？”

“好极了，”我说。我在回想三十七度六是否真的是正常。这没关系，因为这温度计始终稳定地停留在三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