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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真的，我想做你的女朋友。”我坚持说，语调跟小时候试图说服保姆给我买个冰淇淋或者让我看一部大人的电影时没有多大区别，像猫一样半是恳求半是命令。

“小布兰卡，我当然很愿意，你知道的，但是没两天你就又会把我扫地出门。”

“不，不，”我使劲摇头，试图用稻草般的头发抹去彼此所有的疑虑，“没有谁能让我像跟你一样做爱。”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身体越来越无可辩驳地确定我是为他而生的，而生活却总用同样的激烈予以否认和阻碍。

“这还不够，”他带着狼一样的微笑看着我，“这很好，但是并不够。你懂的。”突然，他看上去很疲惫，就像一个很多年一直扮演同一个角色的演员，面对着一个年轻得多、稚嫩得多的主角。

“可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说，回忆起前一晚那种难以言表的高潮，打了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冷战，“经过这么多年我们还深深地互相吸引，这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

“是的，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他微笑着，让步了。当然，跟全世界一样，让步于赞美，也让步于倾泻在房间里的金色光芒，这光芒也照着我光滑而圆润的肩头，照着他自己仍像少年一样生机勃勃而棱角分明的身体——他永远无法拒绝身体提出的任何欲求，只要不危害健康。“我每次见到你就会想着，做爱，做爱，做爱。”

“而且我们相爱。”

“是的，我们深深地相爱，”他沉默了一会儿，“但是我们无法忍受对方，你无法忍受我，而我也会对你勃然大怒，还没有谁像你一样令我如此狂怒过。”

我笑了，虽然从好多年前开始我就不再把激怒伴侣认为是一种特别有成就感的事——那是激情的最低一级台阶。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骑着摩托车，你大发雷霆，我忘了是为什么，你让我下车，并把我扔在那里，扔在半路上？”

“那你呢？你用头盔打我的头，差点酿成车祸。”

“我们结婚吧。”我的语气还是一贯地轻巧而平淡，这是我在谈论任何重要和严重的事情时惯用的语气。我只有在说蠢话的时候才能用严肃的口吻，滔滔不绝几个小时，而那些重要的事情：爱情、死亡、钱，我都用一句话、一个微微的扬眉，或者一阵紧张的哈哈大笑打发掉，也许是出于羞涩，我想，也许是出于生性怠惰和性格的软弱。奥斯卡很了解这一点，而且他也足够聪明，不会认真回答这样一个出于各种原因（爱，酣意或恐惧）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反复提及的建议。

他笑了。

“你疯了。我们住哪儿？你家可容不下我。”

“啊。”我想起了那木质的阁楼和明媚的光线，我跟孩子们生活在那里，就像一个小小的舒适的洞穴挂在树上，闻起来有红醋栗、玫瑰和玛利饼干的气味，而一个男人身上木头、辣椒和苔藓般的味道会扰乱这种气息。“我不能放弃我的小窝，我喜欢它。”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看到了吧？你没有能力为任何人做出任何牺牲。”

“不是这样的。”我无力地辩驳。

“你无法放弃现在过的这种无序而幼稚的生活，无法放弃那种永远标新立异、永远逆反的愿望。”

“不是这样的，是你过于固执而苛刻。我看到昨天当孩子们吃第三块巧克力时你的脸色。”

“那是件彻头彻尾的蠢事。三块巧克力不能当作一顿晚餐。再说，我也找不到什么理由非得天天出去吃晚饭，那是纯粹的浪费。”

我想起了我们之间那些无尽的争吵，关于是不是有必要为尼克再买一双运动鞋，关于我的挥霍无度——而且都是我自己的钱，从来不用他的——关于孩子们在吃完所有的食物之前能不能离开餐桌，一天看电视能不能超过一小时，能不能在父母的床上睡觉，是不是已经拥有太多玩具了。帮我们料理家务的保姆虽然不偷窃，但是太懒惰，他总是要拖几天才给她付工钱，为了让她意识到我们对她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餐厅很迷人，但是在家里可以吃到一样的东西。有一天，巴塞罗那下雪，我们不得不步行到城市的另一端去解救孩子们，因为保姆无法把他们带回家，地铁停运了，又打不到车。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神奇的探险——神话中的女英雄，穿着湿透的靴子，一路与各种困难斗争，去拯救她的孩子们。在一片拥挤而喧哗的混乱中，汽车的车灯好像圣诞节的霓虹，照亮了凝结在我睫毛和嘴唇上的细小冰凌，而他却表现得像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讨厌鬼。奥斯卡生活中理智、现实而固执的条条框框对我来说就像监狱的铁栅栏。而我无休止的任性对他来说就是琐碎、滥施信任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