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6/29页）

看着眼前的罗丝，满脑子想着她那污秽不堪的脖子，忽然觉得今天有特殊的理由关心一下自己身上的清洁，我于是又去了一趟盥洗室。当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时，下午的邮件到了，又寄来了两部手稿和两封信。其中一封信是一位长期靠养老金生活的七十五岁的老人写来的，他孤身一人过日子，一心指望这本书的出版（显然写得很拙劣）能“改善我的晚年生活”。我决定去见见这个人，这时才忽然想起自己就要辞去这个工作。如果我不干了，谁会来干这项工作呢？也许没有人。，我的努力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整整一年的“福利工作”中，我写过许多信，走访过许多人，提过许多建议，甚至还作过实际的帮助，但我很难想像这一切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也许能使人少一点挫折感，能减轻一点痛苦——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我实在是太想当然了，这一点我很担心。

我走进杰克的办公室，他正一个人坐在那里，身上穿了件衬衣，双脚搁在桌子上，嘴里叼着烟斗。他那张富有智慧的脸显得苍白，眉头紧锁，神态凝重，看上去更像一个正在休息的大学教师。我知道，他正在想自己的心思。他在大学学的是苏共党史，关于这个论题他还写了五十来万字的稿子，但没有出版的可能，因为他如实地描述了像托洛斯基这一类人物的历史作用。他搜集了许多手稿，笔记和谈话记录。我曾经取笑过杰克：“再过两个世纪，历史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他平静地笑了笑，说道：“大约再过二十多年就够了。”他那部资料翔实的著作长期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也许在他有生之年都无出版的希望，但他一点也不感到苦恼。他曾经说过：“如果有幸运的党外人士抢在我的前面把这些东西发表了出来，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但从另一方面说，党外人士不可能有我这样的机会接触某些人和文献，因此，这两条路都被堵死了。”

我说：“杰克，当我离开时，还有没有别的人来为这些陷入困境的人做点什么事呢？”他说：“我没有钱请人做这件事。像你这样能靠版税生活的同志是不多的。”他放低了声音接着说：“我会尽量想办法为那些困难最大的人做点什么。”“这里有一位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我说，一边坐了下来，打算和他一起商量看能做点什么事。他说：“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打算提早一个月通知我。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做——一旦决定离开，你就会马上拔腿走人。”“是的，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也许会永远走不了。”他点了点头。“你打算再找一份工作吧？”“我不知道，我得考虑考虑。”“是不是想暂时隐退一段时间？”“问题的关键是，我的脑子好像乱成了一团麻，对任何事都矛盾得很。”“每个人心里都有矛盾。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我们来说，肯定大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大有关系的。）“但是，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在历史上……”“噢，杰克，让我们别谈历史了，别谈五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这只是一种遁词。”“这不是遁词，因为在历史上，总有那么三五个人，或者三五十个人的思想觉悟是与他们的时代合拍的。如果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不合时宜，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的孩子……”“还是说我们的孙子的孙子吧。”我说，声音显得有些恼火。“不错——我们的孙子的孙子会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他们将清楚地发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即现在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的观点属于他们那个时代，与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杰克，你这是一派胡言……”我听见我的声音很尖锐，于是停了下来。我意识到自己仍处在行经期；这经血每月发生一次，我于是变得很懊恼，因为它使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我恼恨还因为这个男子曾经在大学里读过哲学，我不能简单地对他说：我知道你错了，因为我有这个感觉。（再说，他的话具有某种令人可怕的感召力，我知道，我的懊恼还部分地来自于自己与这种感召力所作的抗争。）杰克没理会我的声音发生了变化，他温和地说：“反正就这么回事，我希望你好好想想，安娜——一个人要是固执己见，就不免显得傲慢无礼了。”（这“傲慢”一语触动了我，因为我经常觉得自己犯有这个毛病。）我的口气变弱了：“我是再好好想，好好想想。”“让我再劝你几句，在过去一二十年中，科学事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领域都不例外。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科学家能理解所有这一切科学成就的意义，哪怕其中的一部分也不能够。马萨诸塞的某位科学家也许理解某一事物，剑桥的另一位科学家也许能理解另一事物，苏联的科学家则理解第三种事物——如此等等。但我连这一点也持怀疑的态度。比如说，在世的科学家中是否有人真正理解原子能对于工业发展的作用，我就持怀疑的态度……”我感到他把话扯得太远了，于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你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必须屈服于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分裂，”他说。“不错，是分裂。”“我敢肯定地说，你不是个科学家，你没有科学家的想像力。”我说：“你是个人本主义者，那就是你所受的教育。你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学过物理和数学，就举起双手说自己不能判断任何事物呢？”他显得很不自在。他很少出现这种样子，我于是也不自在起来。然而，我仍继续把自己的话说下去：“异化，分裂，可以说，这都是共产党的道德观。而你却突然耸起肩膀，说什么我们生命的机械性基础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因此，我们只能心安理得地不去把握事物的整体，你是这个意思吧？”我发现他脸上显出一种固执而僵硬的表情，这使我想起了生气时的约翰·布特。他说：“不是分裂，这不是什么凭想像来理解事物的发展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想不想理解的问题。我只是说一个人应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做个好人。”我觉得他出尔反尔，背叛了自己的信念。我说：“这是一种背弃。”“背弃什么？”“人本主义。”他想了想，说道：“人本主义这观念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也会发生变化的。”我说：“这么说它会变成其他的东西了？但人本主义指的是一个整体的人格，一个完整的个性，它总是尽可能清楚地去理解、负责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而你却镇定自若地坐在这里，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偏说什么由于科学知识的博大深奥，人类将永远不能拥有完整的人格，他必然永远处在被分裂的状态。”他坐在那里思索着。突然间，我觉得他好像显得有些狐疑不决，我不知道这种反应是否因为我已决定退党，我的情绪正开始影响他，或者说我现在所见到的他本来就不是他的真面目。但我又不能不提醒自己，他那张脸是一个老男孩的脸，我还记起他娶了一个容颜苍老、足以做他母亲的女人为妻——显而易见，他们的婚姻完全是从情感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