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4/29页）

我看着他——他坐在桌子旁，手上拿着一块已吃了一半、干巴而无味的三明治，活生生像个教书先生——也许他本来就应该选择这个职业。一脸的孩子气，文绉绉的，戴着一副眼镜，脸色苍白，一本正经。对了，说他“一本正经”再合适不过了。然而，在他的身后，和我一样，隐隐笼罩着一个由鲜血、凶杀、苦难、背叛构成的历史的阴影。他说：“安娜，你近来想哭吗？”“很容易哭。”我说。他点了点头，说：“凡是你觉得必须做的事，那就一定得做。”我听了后大笑起来，他说的话体现了某种教养，即那种一本正经的新教徒的意识。他知道我为什么发笑，于是又点了点头说：“我们都是经验的产物。不幸的是，我竟然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成了一个有革命觉悟的人。”突然间，我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不快，我说：“杰克，我要回去工作了。”我回到我的办公室，用手捂住头，谢天谢地，那位愚昧的秘书吃中饭去了。我想，迈克尔就要跟我分手了，我们的关系就此终止了。尽管他许多年以前就已脱党，但他仍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我不久就要退党了。我的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此终止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得到外面去，找点新的事情做做。我不得不如此。我身上的皮正在脱换，或者说再生。秘书罗丝走了进来，正好看见我用手捂住头，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我睡眠不足，刚才打了个盹。我开始做我的“福利工作”。当我离开这里时，我会怀念这项工作的。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想，到时候我会惦念这错觉，以为自己正在做什么有益的工作，我还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觉得那是一种错觉。

大约八个月以前，在一份党报上刊登了一篇短讯，大意是说勃尔斯和哈特莱公司，即我们这家公司，除了出版社会学、历史方面的著作外（这是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打算出版小说。办公室于是一下子堆满了手稿。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肯定每个党员都是业余小说家。但这一次这话不仅仅是一句笑话了。因为寄来的手稿都附有一封信，有些手稿显然已在抽屉里放了许多年。这些信件由我来处理。大多数小说写得十分拙劣，要么像民间无名氏作者那样说些陈词滥调，要么文字本身就不行。但这些信件汇总在一起，倒也别有一种趣味。我一直对杰克说，我们没把这五六十封信印成一部书该多么遗憾。他对此回答说：“但我亲爱的安娜，那将是一个反党的行为，看你出的是什么馊主意！”

一封很有代表性的来信：“亲爱的帕莱斯顿同志，我不知道你将如何看待我寄给你的书稿，这是我大约四年前所写的。我曾经将它寄给许多“声名卓著”的出版商看过——真不愿再提起他们！当我看见勃尔斯和哈特莱出版公司除了按常规出版哲学著作外，还鼓励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作品时，我便斗胆试试自己的运气。这一决定也许正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它反映了党对真正的艺术创造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吧？不管怎么样，我热切地期待着你们的决定——这话其实用不着说！致以同志的问候。又及：对我来说挤时间写作是很不容易的，我是当地党支部的秘书（在过去十年中，党员人数已从五十六名锐减到十五名——就这十五名，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瞌睡派），还积极参与工会的工作。我同时还是当地某个音乐协会的秘书——很抱歉，尽管总部会不以为然，但我仍觉得那些反映当地文化的东西是不应该被冷落的。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因此，为了写这部小说（但愿它配得上这个称号），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在孩子和我的爱妻醒来以前写上三个小时，然后匆匆去上班，嗨哟嗨哟地为老板干上一天的苦活。我目前受雇于贝克莱水泥公司——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公司吧？请相信我，如果我能写出一部反映这些人及其活动的小说，我宁可为此而进班房。够了，不想再说了！”

另一封：“亲爱的同志，我诚惶诚恐地把自己所写的短篇小说寄给你。我期望你能作出公正而合理的判决——这些故事已被我们所谓的文化杂志退稿过不知多少次。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党终于感到有必要鼓励自己组织内部具有创造才能的人，而不是在会议室里空谈什么文化，一点实事也不做。这几卷宣扬辩证唯物主义、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写得都很好，但现在这封信的命运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已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战争期间（即二战期间）我就开始写作，当时是为我们营办的报纸撰稿。从那以来，只要有时间，我就一直写下去。但是，其间也有过摩擦。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妻子完全认同国王大街(7)上那班权威人士的意见，认为一个普通党员最好去发发传单，而不要在舞文弄墨上浪费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不仅得与妻子争长论短，还得与当地党的官员辩是论非。当我说我得告假写作时，那班党的官员总是采取怀疑的态度。致以同志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