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坎坷终须上——访作家谌容（第2/3页）

在她还只有十二三岁时，就浸沉在家里的藏书中，从诗词到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西厢记》、《三国演义》，她都看得津津有味；从昆曲、京戏、川剧到话剧，她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这些早期文艺的熏陶对她的日后成为作家不无影响。

十五岁是她生活的一个转折，四川刚解放不久，她为了冲出剥削阶级家庭，自谋生路，毅然放弃初一的学业，考进了重庆工人书店当售书员。她永远忘不了晓雾濛濛的嘉陵江岸边，她背着书箱向工厂走去，她奔走，她追求，然而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她并不十分清晰。她卖书给女工，女工却不识字；她到矿上去，矿工却不敢出来见她——因为他们没有衣服遮体。她愕然了，女孩子怎么不上学念书呢？人怎么会没有衣服穿呢？她难以相信，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铁的事实。这时她才看到了贫富的悬殊，人间的不平，生活本身对她的阶级教育远远胜过了政治课上获得的知识。

她站的是文学柜台，有机会饱览文艺新书，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她都贪婪地攻读。一年后她进入重庆一家报社，在那里自学了全部初高中课程。1954年她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译工作，五年中她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幸身体累垮了，遭到了精简，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并成了编外人员，像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这是她受到的第一次打击。

这种打击谁又能料定岂非“塞翁失马”呢？她自己不愿意遗弃自己，她在领取“劳保工资”的情况下，到山西农村一边养病，一边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尝试。一连写了四个剧本，前三个都被“枪毙”，最后一个是以焦裕禄为题材的，好不容易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中，可是“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临，又成了一场空。

“出家”晚，又不是抬头见喜，而是开门碰壁。这就是谌容文艺生涯的起点。

1969年“清队”以后，她随北京市大批干部一起下放到郊区通县，在那里喂猪、插秧、种菜、当工作队员，一干就是四年，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耽误了。“铁扫帚”在扫荡一切，但她还是念念不忘重操“旧业”，在1974年分配到北京某中学之前，她已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万年青》。1975年这部描写农村题材的三十四万字小说问世了，打倒“四人帮”以后这却成了某些人议论和指责的口实，在她出版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之后，她所在的单位再也不准她的创作假了，后来还扣发了她三年工资。

身处逆境，她却像陆文婷一样，“超负荷运转”。她不奔走，不哀告，而是借款度日，闭门谢客，拼命地写作，昏过去了，醒来又继续写，写，不停地写，《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都是在这种逆境中写出来的。……

正在我们谈得起劲时，南方某杂志的编辑来向谌容约稿，请她写点创作经验之类的文章，她直率地拒绝了，她目前不打算写这类东西，她认为自己创作没有什么经验可谈，鲁迅先生也说没有什么“小说作法”，所以她不能满足报刊这方面的要求。她认为写小说没有什么窍门，一个是读书，吸取前人的东西，丰富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之越多越好；二是动手写，犹如《红楼梦》中惜春学画，主要靠自己慢慢画，边画边提高。

在谈到作家和作品对她的影响时，谌容说她最崇拜的是鲁迅，对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十分钦佩。中国古典小说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在创作上一方面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另一方面也受外国文艺技巧的影响。她上俄语学院时，参加了那里的“文学社”，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写人的大师，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表现手法。她说她写东西力争做到自由一些，不管别人说是什么方法，看需要而应用，《人到中年》用回叙，少不了一些心理刻画；《周末》是用的传统白描；《玫瑰色的晚餐》是写意识活动；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她近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内省”色彩，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道路的深刻思索，这种表现手法与传统的小说写法有很大不同，处处流露出作家的主观意识，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外部世界，现实和回忆、联想和梦幻，穿插交换，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感受性，但又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而仅仅是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她说，时代在前进，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小说再不宜慢吞吞地描写，那样读者就不爱看。她不希望别人把她的作品进行对比，因为她每写一篇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尽量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作家追求的是一个“新”字，脑子就用在创新上，要立意新、思想新、人物新、语言新，她感到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爬一次坡，是很艰苦的劳动，前面充满了坎坷不平，但要有勇气继续爬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