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 家园 美 读沈从文

沈从文最打动我的，是那些天真又粗野的文字，《媚子，豹子与那羊》、《龙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月下小景》、《如蕤》。这样的篇目有很多，形态各异，但都有着一种粗野的生命力，决绝，坦荡，至情至性，不计后果。沈从文的文字并不凌厉，乍眼看去，显得干净而温润。而你若是进入到文字内部，触及到故事后面的东西，却会不知不觉地被点燃。

很多沈从文的书上都有他20岁的相片。那时他还没去北京，在湖南保靖做第一军统领官的书记。相片上他短发乍起，脸庞略带棱角，目光粗野凌厉，像一只小兽。因为一场病和一个朋友的死，他萌发了“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陌生世界走去”的念头。对他来说，这是一场以青春为筹码，孤注一掷的赌博。而北京并不欢迎像他这样除了激情外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北京的冬天尤其令他感到漂泊的艰辛。他开始住在酉西会馆里，每天穿着薄薄的单衣去泡京师图书馆。半年后搬去了银闸胡同公寓，进北大旁听，才结束了孤独的日子。辗转没有令他学习中断，而饥寒却不是仅凭“见贤思齐”就能解决的。57年后，沈从文回忆起30多年前，说那时“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幸好有些熟人，到处都曾做过不速而来的食客”。底层生活在带给他挫折同时也向他提醒，他永远无法真正进入这座城市。沈从文倔强地留了下来，这倔强正来自于他那粗野的生命力。

十多年后，当他凭着一支笔在城里站住脚跟，他还反复重申自己是个“乡下人”。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城市，怀念着故乡，并在怀念中令记忆里的故乡无限美好。他有着潜在的自卑，又有深深的自傲。“乡下人”在他那里不仅是一种身份，也包含着对健康、自然的人性的向往。他说自己坐在房间里，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的声音、狗叫声、牛叫声。只有在那样的回忆和遥想中，他对人性美好的企盼才会变得具体。他相信人可以无所顾忌地爱，自然坦荡地嬉笑怒骂，平静地面对死亡，为了尊严不惜以命相拼，与自然争斗、拼抢、戏谑，同时又在深处和谐。这一切与都市相去甚远。以他野孩子般的眼光来看，城里人都显得病态、萎靡。同是表达爱与性，《月下小景》里的两个年轻人表达得自然，酣畅，“如死般坚强”。而《八骏图》里的教授们却个个显得萎靡不振。他们有的整天离不了补肾的小丸子，有的为了不受约束而离了婚。在《绅士的太太》里，沈从文还以讽刺的笔调，描画了一幅慵懒、无耻的生活图景。他表示自己厌恶这种城里人，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

沈从文对野性的遥望也是对都市的反抗，而都市一刻也没停止过对乡村的侵占。沈从文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点。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里，他先让七个为了逃避捐税的年轻人避入深山，过起了自足的生活。国家严禁沉湎于野宴，在迎春节，人们因为怀恋旧俗而想起了这几个野人，纷纷跑去山洞里大醉一场。一天后，沈从文就安排七十个持枪带炮的军人要了野人们的命，罪名是“图谋倾覆政府”。我将这个故事看作是沈从文的寓言，对自然最后一线维护也归于破灭。这个故事透露着深深的幻灭感。这种未经污染的野性和美好好似真的存在过。沈从文的好些篇章甚至还有一种挽歌的特质。据说有不少久离故土的华侨在看了《边城》后，都跑回湘西找翠翠。当然他们是失望而返。这种美好只存在于他梦想的家园。他如此敏感，对此不可能没有察觉。早在1929年，他就写下了《夫妇》这样哀叹淳朴背后的愚昧的短篇，然而这样的体察很快就过去了。乡村渐渐地趋于城市，故乡渐渐地面目全非。他还来不及静心体察人心，就被触目惊心的变化拉回到无限沉痛中去了。在《长河》的题记中，他叙述“现代”进入湘西后，那点“真正素朴”的人情美，是如何消失无余的。

我一直想去湘西，一直没去。据说那里真的很美，不过我依然相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情，更多的，只是他爱与梦的投影。他在《边城》里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其中那份明净的情意，无法不让人心动。老船夫与翠翠相依为命，渡客为生，把清贫的日子过得像流水一样清澈。他们不算计，不埋怨，老船夫善良可敬，翠翠真纯可人。在青山绿水间，他们的生活因其内外兼容的美好而丰美自足。傩送两兄弟同时爱上翠翠，故事由此加速，融合了许多人情事理的纠葛。沈从文把老船夫的真挚与难处、翠翠内心的冲突、兄弟俩公开的竞争，以至最后老船夫的去世、两兄弟一死一去的悲剧，处理得明净质朴，让人在凄婉的同时也为那山水和人性感动。沈从文笔下的女孩大多天真自然。萧萧、三三、媚子、翠翠、夭夭……她们都灵性自具，干干净净。我把她们看作沈从文对理想女性的向往。在这个纷纭的世上，谁又曾真的见过翠翠，见过夭夭呢？她们由沈从文的笔来到世上，因我们的凝视而日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