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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本以为招了个红彤彤的“革干”子弟，却不想越扯越复杂。去后顺沟招工的那位老几，可能肠子都悔青了。

农场在渭河与罗敷河交汇处的罗敷河畔。

这时的 “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说它特殊是形势紧张，人人自危，大帽子满天飞，私下老百姓“斗争”的心劲已经散了，官面上仍旧“左”得厉害，“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批判孔老二，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来声讨。我所在的农场是几个大国防工厂联合筹办的，从各厂发配下来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轻人和职工干部，说是响应号召，其实是推卸包袱。罗敷农场属于三门峡库区范畴，每到涨水时就会被淹，淹也就是淹几天，水退了庄稼照样生长。那些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滩地上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麦浪滚滚闪金光”。农场里有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城里的国防厂不缺钱，不缺人，机械师至少是四级工以上水平，我在的青工班在这儿只能属于小力笨，场领导和老师傅们平日连正眼看也不看我们。

青工班里就我一个女的，场长给我配备了一个有红十字的药箱，说平时参加劳动，农场谁有了小病小伤可以到我这儿来抹药。这让我想起了死去的赤脚医生王小顺，我问场长，我算不算赤脚医生，想的是如果算，至少得让我出去学习几天，王小顺还培训了三个月呢。场长说，你算屁医生，你顶多是个半吊子卫生员，给你个药包，你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我的确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事后打开药箱一看，所有药都是过期的，一瓶红药水只剩了一个硬底儿。

每天都开批判会，我们从那些批判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另一番天地，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了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么的。常常地有城里大学教授一级人物到农场来，上午跟着我们一块锄玉米地，下午给我们做辅导报告，讲解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背景，讲秦始皇如何在西安东面的洪庆坑杀了几百儒生，嫪毐如何跟始皇帝的娘偷情，给秦始皇养出了小弟弟……我父亲讲的多是传说，大学教授讲的可全是历史了，货真价实，板上钉钉的历史。我们是从各车间抽调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单调，尽管能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却不知孔丘困于陈蔡，商鞅车裂于咸阳，更不知宋江打过方腊，好汉燕青和妓女李师师还有一腿。大家听故事一般，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授就越发讲得来劲，太阳落山了，西岳华山的莲花峰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烁，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说是晚上在谁的铺上挤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迟。现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没事干，学校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还不如扎在我们这儿舒坦，至少他还能讲讲“商鞅变法”，过过上课的嘴瘾。

自从离开北京，除了后顺沟的老支书，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家里的事情，老支书是个厚道的、有政治经验的人，他是在千方百计保护我。

父亲最终也没逃过劫难，起因自然还是刘成贵那个不亲的造反儿子卫东彪，逼死了自己的父母不说，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我父亲，抓住“镇国将军”头衔死死不放，说要一抓到底，揪出那条封建主义又黑又粗的老根。老根是谁，是宣统溥仪，溥仪让国家保护起来了，抓谁呀？一切都成了虚的，卫东彪这样做不过是想表现一下而已。刚开始是母亲被拉出去游了街，折腾母亲，是为了震慑父亲，造反派循名责实，更大更残酷的斗争是对着“镇国将军”的。父亲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斗他，随时有咽气的可能，斗母亲比斗父亲似乎还更有意思。母亲是南营房旗兵后代，一生不肯受委屈，是宁折不弯的主儿，造反派打她，她对着顶，卫东彪把母亲按在地上，连剃带薅，把她的头发剃去半拉……

看到满地的美丽青丝，母亲的眼泪下来了。

窗外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墨迹腥臭，在热风的吹拂下唰唰作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滴墨如血，让人触目惊心。这天，天气闷得厉害，浑身的粘汗从早晨就没有干爽过，让人很不自在。我早晨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到太阳落山，再没有任何吃食入肚，也不敢说饿的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吃饭的机会，也没有吃饭的意思。造反派撤退以后，母亲开始做晚饭，油汪汪的一小碗干炸酱，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碟很罕见的煮青豆，半碗水萝卜丝，摆在了饭桌上。青豆、黄瓜和萝卜是面码，它们来自后园那片简陋的菜地。菜原本是莫姜种的，莫姜走了，菜地就荒了，大葱、韭菜随意地长，长出了长莛，开了花，老得除了纤维再无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