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话儿说，人一辈子得经过“三病三灾”，没有谁是平平安安过来的。

这话我信。

我被招工了，是知青点最后一个离开的，我们五个人，老大嫁了农民黄三圈；老二撂挑子，自个儿回了北京；老三当空军去了；老五死在后顺沟……剩下老四我，城里来招工，不该我走也得我走，后顺沟再没有知青了。我属于扒堆的菜，没有挑头，在招工人面前，支书和发财把我夸成了天下第一好女子，能写文章能作诗，干活不惜力，非常听毛主席的话，一心跟着共产党走……要多好有多好，工厂若不要我，那是吃了大亏。招工人对我“自由职业”的出身提出异议，老支书说，逑，自由职业就是没人管着自觉干的职业，咱后顺沟的贫下中农都是自由职业，地富反坏想当自由职业也当不成。

招工人问我，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怎个自由职业法？

我说我爸爸是教书的，是美术教员，在江西红军那会儿就给红军教美术了。招工的说，这么说是老革命了，三十年代初的红军干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小也是省军级，你的出身怎不填“革命干部”呢？傻呀你！

我说，我爸爸虽然革命早，但是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招工的说，这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了，我们能理解，很多地下工作者都是这样的。那么你爸爸解放以后身份公开了吧？

我说，他是政协委员。

招工的说，你看看，我说共产党不会亏待为党作出贡献的老干部吧！

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擦边球，我母亲传给我的那点小机灵、小聪明这会儿全用上了。我对组织说瞎话了么？没有，我说的都是实情，只不过彼此的理解有差异罢了，怪不得我。老支书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娃她大人解放以前受大苦咧，被反动派生生在监狱里关了好久，还拉出去陪绑，到底人家也没叛变革命，立场坚定得很很。

老支书说的也是实话，我父亲不是没有叛变革命，是他压根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他没的叛变。

招工的很满意，留下15块钱路费，留下张表格，让我一周后到西安彤云机械厂报到。拿着那张招工表，我和支书他们都很激动，麦子说，老四，你这回又变回城里人了。

支书说，进了国防厂，由贫下中农行列转入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了“领导一切”的人，我们都成了你的部下，往后有什么要帮忙的甭客气，盖房子、伺候月子，咱后顺沟有的是人手。

从进入后顺沟到离开后顺沟，整整四年。走的时候老乡们都站在崖畔上为我送行，他们穿着棉袄棉裤，抄着手，默默地看着我走上出山的路。驴背上驮着我简单的行李，还是那个塑料布包着的铺盖卷，不同的是比来时大了许多，被褥变成了里面三新，是麦子和后顺沟的婆姨们给做的，大红花的被面，土格子布单子，完完全全是一个农家子弟的装备了。

我以一个土农民的模样进了工厂，到人事科报到，管人事的女干部将我打量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跟招工那张表不同，这是一张很详细的表，一共四页，女干部说一定要如实填写，不要涂改，它是要进入档案的。这样一来事情便显得有点儿郑重，女干部并没有让我坐下的意思，我只好趴在她的桌上做这件很重要的事情，从姿势到思想都有些仓促。这张表格在亲属关系一栏注明要上述三代，连同亲族，每个亲属后头都有政治面目政治表现一栏……我说过，我是趴在女干部的桌上填写表格的，在干部的炯炯目光下，我脑袋冒汗，浑身哆嗦，没有了任何打擦边球的能力，一切都如实招来，……大哥是国民党中统，逃窜台湾，二哥是三青团中队长，在牛棚关押，祖父跟皇上跟太后有着亲戚关系，父亲是皇上派遣的留学生，姑且按下这些不提，就是我的父母死于同年同月同日，也是件很蹊跷很不好解释的事情。

女干部将我填就的表看了半天，抬起头把我看了两眼，没说什么，拿着表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了。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才回来，身后跟着一个男干部，男干部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女干部管他叫廖主任，好像是军官会的。廖主任看我的目光冷静而犀利，一双眼刀子一样，一直剜到我的骨头缝里，我立刻后悔了，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招工对我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女干部让我回宿舍等待，说分配工作还得等一段时间，这期间组织上还要做些调查了解。

自始至终，那位廖主任没说一句话。

国防厂政治条件要求严格，“内查外调”是必然的，一周后接到通知，在结论下来之前，先安排我到农场锻炼，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将被退回后顺沟，继续当“插队知青”。我倒是不怕被退回去，可是退回去实在是件很说不明白的事，县里欢送会都开过了，大红花也戴过了，腆着脸又回来了，怎么档子事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