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麦子说，前年夏天来了个男的，站在你们知青点对着两孔窑使劲哭，哭得惊天动地的。我听说了，让人上去看，看的人说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或许人已经走了。

我说是老二，也可能是老三，当然也不排除是五狈。

麦子长叹一声。

已接近班车到来的时间，我包了两块炸油糕，麦子窥出我的意图，对女子说，你陪着四婆去看看五爷。

我说不必了，地方我知道。麦子说，让娃跟上吧，替我去呢。

又让女子带上一瓶酒。

窗外的黄狗见了我仍旧呜噜，仍是一副仇人相见的模样。细看那狗长得竟和黄三泰一模一样。女子又踢了狗一脚，狗不服地挣着铁链子，女子说，是三圈舅老爷送来的狗，脾气歪得很，谁都不待见它。

我说，狗的记忆大概有遗传。

女子眨巴着眼睛没听明白。我说，狗见了狼自然要咬。

女子还没明白。

下了沟，仍旧是那条老路，四十年前我们天天走的路，沟底几块过水石，沟沿半棵枣树……近了，近了，我的心开始咚咚地跳，脚步也越来越快，将女子远远地甩在后面。

一个土堆，微微地隆起，那是五狈的坟。

那天，发财将五狈送过沟就回去了，我也回来做饭，五狈背着药箱往坡上走，半坡处路边有洼地，积了些水，五狈过去涮他的靴子，水很浅，刚刚没过他的脚面。又往前蹚了几步，五狈不见了。

五狈掉进了老二的井里，干枯的井已不干枯，里面灌满了雨水，井口隐藏在水坑里，被五狈忽略了。五狈不像我们这些是在中学体育课在游泳池里耍闹过的，五狈从没下过水，五狈是旱鸭子。就是旱鸭子也是可以浮上来的，要他命的是那双灌满雨水的高腰雨靴，如同两块石头，将五狈坠在井底上不来了。

五狈就这么走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众人最需要他的时刻。

老二的精神崩溃了，他将五狈的死归咎于自己，是他挖的井，是他给五狈的靴子，他应该替五狈去死！老二用指甲把胸口抓得鲜血淋漓，光着膀子满山遍野地跑，呜呜地吼，不知是喊还是哭。发财让两个后生去追，哪里追得上。

五狈的丧事办得传统而隆重，发财爹主事，一切按当地老式规矩办，停灵七天，奠酒烧纸，盛大出殡，披麻带孝，打幡摔盆，唢呐前导。五狈没有儿子，谁披麻带孝，谁打幡摔盆，一时为难。在农村，谁承担了这些，谁就是丧主，就是孝子，谁就承担了后辈的名分。让我们感动的是黄三圈此时体现了复员军人的胸襟，体现了农民的厚道，体现了知青女婿的责无旁贷，他将尚不会走路的儿子抱了来，一丝不苟地披挂了，对大伙说，这是王小顺的亲外甥。

孩子毕竟小，打幡摔盆都是黄三圈做的。

五狈那几声“三哥”没白叫。

红宇宙也来了，将酒恭恭敬敬地奠了，沉痛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王小顺同志，你安息吧。

打那以后，后顺沟再没人将五狈叫做五狈，一律地叫做了王小顺。

埋葬了五狈，老二一天也不能在后顺沟再待下去，他义无反顾地坚决要求回北京，没有招工也回，没有户口也回，不批准也要回。我提醒他，这样回去就成了“黑人”，“黑人”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没有前程。

老二没听我的话，还是走了，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自己背了个黄书包，趁着黑天悄悄走了。跟老三一样，老二走了再没来信。后来听探亲回来的知青说，老二回去果然很惨，在南城酱菜厂当临时工，每天倒酱缸，翻腾酱萝卜，浑身一股咸菜味儿，人晒得跟酱黄瓜一个颜色，比当知青还黑。

我在1973年招工到了某国防工厂，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却没料到节外生枝，东窗事发，卷入了灾难中，这是后话了。

有年春天回北京，在中山公园看到京剧票友正在开办演唱会，在会场意外地碰见了老二，他照旧演唱《盗御马》，蓝脸红髯，绿袍皂靴，在灯光照耀下神采飞扬，精美绝伦。一句“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听得我浑身颤抖，热泪盈眶。没等得老二下场，我就跑了过去，使劲将他抱住，再不撒开，别人以为老二遇到了热烈老“粉丝”，报以响亮掌声。

那天，坐在中山公园的长椅上，我们的话怎么说也说不完，头顶是粉艳的海棠花，是温煦的风……我知道了老二当年坚决要回北京的原因，他用微薄的工钱，一直将五狈的瞎妈妈养老送终，老太太活到八十二岁。为了这个责任，他失去了太多机会，到现在不过是一个早早下岗的普通工人。

我说我想起了毛主席老人家的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