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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父亲的心里有点不受用，所以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点儿哑，只有离他最近的我和老七听到了，我和老七用铁锹往那个微不足道的土堆上堆土。老三用他的136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事后我才知道，那个小土堆就是三姐的坟。三姐的坟，埋在地边上，没有进入那个大“八”字的序列，远远地离开叶家的祖宗们，很是孤单寂寞，我觉得三姐很可怜，将半块枣儿糕摆在她的坟前头。老二说我摆错了地方，应该摆在西南边，那样三姐才看得到。原来这位姐姐不像我的那些正南正北的祖宗们一样，她是头朝东北脚朝西南，斜葬在叶家之外的。我回来问母亲，母亲说，三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姑娘死后是不能埋在正穴上的，按礼说，她应该埋在婆家的坟地里，她既然没有婆家，就只好靠边了。“文革”我烧毁叶家家谱时，见到我们家那本裱着黄绫子的折页里，没有三姐，当然也没有我，最后一次续家谱时，三姐还没有出生，就更甭说我了。老三信手照的那张照片至今我还留着，朔风野大的旷野，我围着花头巾和老七在往地上扬土，我们的锹下，根本没有什么“小土堆”。我们的父亲，一个瘦高的白胡子老头，面无表情地站在我们的身后，看着他的孩子们，死了的和活着的……

现在的东坝河是宽展的大马路，太阳宫附近是地铁站和超市，每回我坐车走到那里，都要朝外张望，以图看到昔日上坟那场热闹的画面。可惜，朔风和三姐和祖宗们以及争抢祭食的人一块儿消逝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张照片。

除了东坝河那个羞怯的小土堆和家门口门框上钉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事情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了，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我上的是方家胡同小学，我们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做派和我们不一样，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玲“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玲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玲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他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知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众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呈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