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3/9页）

事情是在第五次时败露的。王老夫子的行动，被一个警惕性高的群众发现并举报，铁工厂布置埋伏，在老夫子钓到有史以来最大一块铁时，抓了个现行。于是，照例开批斗大会，会上，人们义正词严地批判他破坏生产，思想道德败坏，拉拢腐化革命儿童，有辱斯文！

这是王老夫子最感沉痛和伤心的一次批斗，人们用一根细细的铁线，将那块大铁挂在他脖子上，押着游街。事隔多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得那锥心刺骨的疼，一直痛得钻进了心，痛了半生。

他说：世上最邪恶的事，莫过于先逼良为娼，再审判你的道德。

他说这话时，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此刻，他的一幅画，已能换到一套二居室的房子，但因为没有老伴分享，他觉得换什么对他来说都没有意思了。

卖半天

“卖半天”是庸城一家老字号米粉店，它究竟有多长时间的历史，谁也说不清楚，在无数代庸城人的儿时记忆里，都曾飘起过那略带发酵酸味的米粉香气，爷爷儿子或孙子说起，差异都不是很大，许多远行的游子，几乎就将这酸味当成了故乡的味。在外面游走，心中想的，便是那味道，而远道回来，放下包袱，第一件事就是冲往小石巷的“卖半天”，急切而欢快地冲老板喊：“大份，红汤熟浆，一份姜汁猪耳一份红油豆腐一份五香花生，二两梅子酒。”

以上这些一句话就能喊完的，便是“卖半天”店里所有的产品，他家就是凭着这老五样，在庸城那条并不太显眼的巷子里站住脚跟一经营就上百年。

“卖半天”的老板姓黄，但因为店面名声太大，而时常被人改姓卖。老板并不介意人们这种改法，因为这是对他品牌的最好认可，他不介意人们怎么叫他，但他介意人们对他做的米粉和小菜是否满意。

这一代“卖半天”老板黄炳齐，已是第四代，与前三代不一样的是，他中途曾经离开过米粉店20年，原因是“卖半天”公私合营后变成了“红卫小食店”，不仅名字改了，而且也不只卖半天，所做的米粉和小吃，味道也大变，有几次，甚至从发酵池里爬出了蛆虫，他看了又急又气，向经理反映，经理不听，向经理的上级反映，结果却是说他不满公私合营而向无产阶级发难，甚至怀疑是他在搞破坏，于是组织批斗会，以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方式，让他闭嘴。他受此大辱，气恨不过，将他祖辈留下的招牌，从柴房偷了出来，裹上麻布和黄油，深埋起来，然后悄悄跑出去，加入到“盲流”的行列，在新疆建设兵团煮饭，一煮就是十几年。

当他再次回到庸城时，“红卫小食店”已濒临倒闭，黄炳齐跑到政府要求“落实政策”，归还他的店面和小院。但最终只要回了小院，他把招牌挖了出来，挂在后院门上，对老婆和孩子说：“只要我们把味道做好，招牌挂在后门，也照样做生意。”

于是，一个奇怪而滑稽的场面出现在庸城街头。原本前店后院的一家米粉店变成了两家，前店几个穿着脏兮兮工作服的国营店员从早到晚守着的生意，远不如后院一家三口在小院中央摆着几张小桌只做半天的生意。通常是前店门可罗雀，后店顾客如织，大伙冲着那块老招牌，也是冲着那老招牌下纯正的味儿去的。

“卖半天”对米粉的味道，有近乎偏执的坚持，他的米粉和小菜，不仅仅只让食者的口舌舒服，而是要让人的眼睛、鼻子和心情都能享受得到。因而，他在色香味方面，做足了功夫，他常对妻儿说：“厨者偷安，吃者随便，饮食之大弊。我们虽然做的是小吃，但心思却不能太随意！”这段话其实是他祖爷爷传下来的，那时他在一个大户人家当厨师，负责做米粉和凉菜，东家常跟他念叨这句话，他觉得非常有理。

要做到不偷安，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也就是“卖半天”为什么只卖半天的道理。其实，还有另外半天，小店一家三口，从蒸米捣浆压粉酵粉准备各种调料，就像唱戏那样，台上揭幕唱了小半天，而后台梳妆打扮忙活一大半天。而且，梳妆和准备的过程，远没有舞台上表演那样光鲜夺目，于是关门谢客，只留精彩示人。“卖半天”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待客，道理也就在此。

一年后，“红卫小食店”宣布结业，除了经理之外，包括小店的几名厨师和服务员，以及全城的食客都表示欢迎。“卖半天”的招牌，又一次挂到前店的门楣上，在经历了20多年的折腾之后，“卖半天”又一次回到姓黄的手中。

自那以后，黄炳齐继续带着他的妻儿和伙计，坚持着从制粉到煎芝麻油，从葱花的切法到桌椅灶具的整洁度都近乎吹毛求疵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他依然坚持只卖半天。从早晨7点开门，到中午1点收工，而且最怪异的是，限制客人点菜，一人一份，绝不超标。其理由是每个人的食量都有限度，胃口是越逼越大的，吃得越多，耗钱就越多，挣钱的欲望越强烈而人也就越累。而对于做菜者也一样，每天早晨他认认真真做200个人吃的东西被100人吃了，还有100人就吃不到了，而要另100人吃得到，就得加班再做，这样，不仅人更累了，品质也无法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