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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你就决定焗两头彩色猪和他们那些千斤大肥猪光头女郎和吃烧烤的兔子火拼？

“可惜城里的理发店一家都不肯干。”中年男子一副壮志未酬的样子。

“那你觉得如果有人帮你焗，你就一定会成功吗？”

他一脸正色地回答：那当然啊！焗好，我就去打新闻热线，记者保证要来。你不晓得，现在这样的新闻，俏着呢！

说着话，他觉得有点耽误他再找下一家理发店，于是告辞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想着他的话，我不禁有点懵了。

大假结束，一上班，我就向同事们打听：有没有彩色猪的消息？问的人多了，大家都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我。看来，那位渴望炒作的农家乐老板大概可能也许最终没有打动理发店的老板们，对此，我心中有一丝丝儿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怪怪的，不知是高兴还是失落。

卖油灯的盲人

他在路边静坐着，以至于过往的人们将他误认成城市街道边新设的一座雕像。他的手中拿着一柄十字架一样的东西，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油灯，这些油灯的前身，是各式各样大小各异的药瓶，有的标签还没撕，有的撕了一半，像一队刚打了败仗的杂牌军。

仿佛是有意嘲弄他，他身后的不远处，有一家现代化的灯饰城，橱窗里金碧辉煌的各种灯饰，像盛宴中的贵人一般珠光宝气，不可一世。

但好在他已看不到这番情景。他最近一次看到阳光，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之后，他便再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样东西，连梦里也不例外。

之前，他是个非常好的油灯匠，他做的油灯既好看又省油，只要一送到城里，很快便能一销而空，他的妻子，就是卖油灯娶的。

眼瞎手却没瞎，在黑暗世界中，他开始摸索着做油灯，不知砸破了多少次手掌，划破了多少次手指，他终于顺利地做出了一盏灯，由妻子送到城里去卖，一送就是十几年。

之后，城里有了电灯，就往乡镇送，直到乡镇也有了电灯。

油灯卖不出去的时候，妻子渐成了老伴。老伴不忍心告诉他油灯卖不出去了，只一个劲将油灯送出去，在亲戚家里借屋堆起来，然后到城里贩鸡蛋，把卖蛋赚来的钱交回他手上。到老伴逝世那天，油灯整整堆了三间屋。

老伴死的时候，队上要定他作五保户，他不愿意，他说他有手艺，能养活自己。队长沉吟了半天，就走了。

老头就加班加点地做油灯，对他来说，白天和黑夜都一样。做好之后，就托队长送他到城里，他想亲自卖一次油灯。

城里人像看外星人一样地看他，指指戳戳，像看滑稽戏。幸喜，这一切他都看不到了，我说过，他最近一次看到城市已是在四十年以前了，他只觉得身边这个城市里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陌生。他感到有些没底。

之后，就有人来问油灯的价钱，接着，又有人买了。盲老人觉得暖烘烘的太阳照得他暖洋洋的，使他体会到久违了的温暖。

油灯很快就卖完了。

盲老人快乐地笑着，他想：等队长来，一定好好请他喝一盅。喝完，回去加把油再干……之后，每月月初，盲老人就会在城里出现，每一次，在离他不远处，总有一个中年人在向人们发钱，希望人们能去买一盏油灯，这人便是队长，他要用老人乐意接受的方式，给他发五保户生活补助……

猪儿的理想

猪儿是宏顺的小名，因为长了个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不相称的胖身子，所以人们都叫他猪儿，久而久之，连他自己也管自己叫猪儿了。

在我们心目中，猪儿被叫成猪儿的理由不仅仅由于他的长相，他的许多举动的确只能让人把他和猪联系在一起。譬如玩游戏，只要猪儿在，扮坏蛋的就非他莫属，“坏蛋”这个概念，对70年代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相当于90年代的孩子们对“穷鬼”这个概念的感受。宏顺几乎每一次都不情愿当坏蛋，小伙伴们就威胁说只有你长得像坏人，你不当谁当？我们想当还当不了，哪一个坏人瘦得像猢狲？你若不干，大家干脆别玩了。这种威胁对宏顺绝对管用。

猪儿读书的难度绝不亚于真把一头“架子猪”弄进教室。教室是半间牛棚隔成的，农村孩子顽皮，木桌椅几天就被折腾成了“残废”，独这石桌，小猴崽子们再顽皮也拿这些“显考显妣”们没有办法。这些石桌子不仅结实，而且夏天一坐冰凉冰凉的，但冬天一到，就显得有些不近情理了，不弄几把草垫上就没法坐，农村孩子衣服薄，冷得蜷成一团，像立着走的海马。冬天在教室里能睡着觉的，除了宏顺就没第二人了，对宏顺来说，书就仿佛是催眠药，使他原本就多的瞌睡成倍地长，有时，他的鼾声实在让课没法上下去，老师就会拎着耳朵把他弄醒，摇头说：你这样，长大干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