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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发祥布铺王老板的儿子“洗二”那天是我主持的,这是孩子和家人的吉庆日予,被洗的孩子此时应该踢蹬打挺儿,亮起嗓门下嚎,这叫“响盆”,是大;之兆。而王家小少爷被我托着洗的时候却给围着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了个大窝脖儿,非但闷着没出声,没造成“响盆”效果,反而翻起白眼来,而且翻得极有花样,小小的黑眼珠在呼噜呼噜的喘息中变成了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小月牙儿。五老板紧蹙眉心,郁郁不快,亲戚们也私下议论这孩子将来怕不是省油的灯。只有我和王太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孩子未随波逐流地应和大伙儿去凑什么“响盆”的热闹实际是老天爷的指示,“洗二”对他来说已失去了实际意义,他已是六天的孩子,早已错过了那个吉庆的时刻。原来这个孩子不是王太太所生,是我从日本难民营抱来的。王太太在医院生产,生的是个死胎。太太是个精明人儿,买通医生托我在外头速寻男婴,以遮人耳13。依着王太太的选择标准,要才出生的男孩儿,要体格强壮面庞清秀的,要父母是正经人家儿的……实际上,这第一条就难,孩子不少,才出生的却不多。更何况,月科儿的婴儿一天一个模样,变化神速,刚落生便是刚落生的样儿,拿十天的孩子冒充不过去。情急之中我来到日本难民营,那时候的日本人已经没了势,不少入染上了虎烈拉,难民营里秽气冲天,粪尿横流,病童饥妇,人尸混杂。我想,在这儿找个日本孩子最好不过,决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若干年后孩的父母会突然找上门来。日本的孩子跟中国孩子一样,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都一样张着嘴嚎,决不彳以老毛子的种,绿眼皮,让人一眼便认出是外种儿,跟中画人永远糅不到一块儿去。

我在墙根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娘们儿,人已经饿得半死,但那两个奶却还鼓胀着。我是七吗吃的,是专干接生下奶的主儿,我三步两步过去就在女人身了下掏孩子,那娘们儿已经没有知觉,任着我翻腾。终于我从她的大袍底下捜出孩子来,一看是男孩儿,当下瑞在自己怀里。正要走,那娘们儿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腿,我说干吗你?她说那孩子是她的,她姓柴田。我说孩子是你的不错,你养得活吗?娘们儿就哗哗地掉眼泪,我说给你张恪饼吧,换你的孩子。那娘们儿没機,却从小包醒摸出赖着日本花儿的方巾让把孩子包了,又挣挣扎扎地给我磕了三个头。赶我抱着孩子走出难民营的时候,那个娘们儿已经断气,那块饼也没吃……

王太太得了孩子就立即出院,连着搬了好几回家,最后搬得连我也找不着他们了。不久前,王立山拿着那块日本方巾找了来,我还不敢说实话,王立山说是他妈让他来找我的,他妈得了胃癌,自知时日已多,才跟儿子实话实说。我这冰把情况向王立山全盘托出,其实也就是知道他姓柴田,他妈死在难民营罢了。

日本政府终于帮助王立山找到了日本的亲人即他年过八旬的父亲。在料理完养母的后事以后,王立山携带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回归日本与父亲团聚。从中华民族跨入大和民族,由中同社会主义进入日本资本主义,不光对王立山一家,对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种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由中国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大的,体内流着日本血液却由中华民族文化风俗浸润教育出的“孤儿”到日木后,从文化观念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的冲突,由心理的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王立山夫妇似乎至今仍未融入日本社会,仍孤独地彷徨于人群之外,这件事本身,证明了归属与接纳过程的艰巨,难怪久野博士选择了这一漫长而沉重的研究课题,也难怪他坚持要雇用我这名中国研究员不可。的确,单从日本方面,有许多东西,他们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