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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听去熊之巢的路程，不远。我问她村里是否有个叫柴田幸雄的，她说那个村的人大部分姓柴田，叫幸雄的却想不出是哪位。老太太陪酒一直陪到很晚才走，临出门又折回来，说要是我想听三弦，她可以为我演奏。我说改天吧，她说改天也好。我想这老太太也是寂寞得很了，难得有客人到这深山的小旅店来。可惜，她非年轻美貌的艺妓，我亦非踏雪寻芳的公子，否则真有戏看呢。

站在房内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不知该干点什么才好。穿衣镜上映出穿着宽大和服的我，那腰带系扎得和日本人一样地道，这身穿着打扮与房内的环境使我与日本人之间抹去了一切界限，然而一祀无形的刀又将我们细细剥清，剥得毫不含糊，毫不拖泥带水，永难相合。正如我访问过的一名叫金敬梓的回归日本定居的残留孤儿向我谈及的她的感受，在中同她是妇产科医生，回到日本则成了某富翁的独女，賦闲在家，终日无事。她父亲的书房里摆着把当年用过的日本军刀，她说她每看到军刀都要与南京大屠杀中那个浑刀砍杀中国人的日军形象联系在一起。一想起刀门下青年的表情，她便待不住，便产生难以克制的反感。她7愿见父亲，甚至不愿跟父亲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父亲坐过的地方她决不再去坐，父亲摸过的碗她连碰也不想碰，她说这在医学上叫做“生理厌恶”，是件没法扭转的事。她问父亲在中国是否杀过人，父亲直言不讳地说杀过，语调之平静坦然令她吃惊。她企图以父亲歉意的悔过和醒的解释来调节她内心的平衡，但父亲没有那样做，而是把她当作了他的女儿，当作一个纯而又纯的日本人来看待的。对另一个民族犯下的过失是犯不着在本民族内反复忏悔道歉的。粗心的父亲忽略了在中围长大的女儿的感情。金敬梓总认为那把刀上沾过中国人的血，她愈发变得焦躁，其至认为富丽的家中也到处沾满了血腥气，她的卧室，她的床，她的被单也无一例外。这种腥气，对在产房工作多年的她并不陌生，她从那泊汩的血注中一眼就能分辨出是动脉血还是静脉血。无论哪种血都一样黏稠，一样温热，一样的触动人的心弦。在众多调查对象中我之所以还记得金敬梓，是因为她的结局使我惋惜，最终精神失常的她，以血肉之躯投身于狂奔的火车……

临睡前我去厕所，听见楼下大田老太太正跟谁说橫泰回来的事。对方说，横泰想必在别处待不下去了，相比较，猿屋还算清净，回来就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