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第3/4页）

老万说，王组长，我老婆她有病，神经不清楚。

老王说，怎么，你还将她认作老婆吗，你的屁股坐到哪边去了，在这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你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把日本特务养在家里，这个问题你要向组织交代清楚。

两个外调人员强调说，不是帝国主义，是军国主义。

老王说，不管是帝国还是军国，都是纸老虎。接着大喝一声：把她大（打）翻在地！高当下就被隔离审查起来，关在队部的小屋。几个人连夜轮番审问她，并没人打她，正是盛夏，房内换了百瓦光的灯泡，专照着高的脸，人们又将凳子架在桌子上，再让她蹲上去，颤颤悠悠，一次次地摔下来

没到早晨，她已经被折腾得不人不鬼了。

这已经是很温和很文雅的“帮助”方式了。

三天，不给饭吃，不让睡觉，到第四天，老万来了，送来了一罐小米粥。见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老万悄声告诉高，靠山电那个老孙死了，吊死在屯南边的一片荒地里，老百姓学大寨，平整土地，在荒地里挖出了一坑坑的人骨，说都是日本人干的，与老孙有关老孙就自动死在那儿了。

高说，老孙死得冤。

老万吓得直朝高摆手，让她不要再说下去。后来，老万掉眼泪了，说他也不想再追问高的来历，他早就感觉到高不是一般良家知女，只是没想到会和日本人有关系。

高问老万外面有没有雾。

老万说，大太阳晒着，哪里有雾。

高说，没有雾就好，我给你说说雾的事情，雾一起我就该上路了。

老万说，你的话我怎听不懂。

高借着一罐小米粥的精神，借着外面没有雾的艳阳天气，给老万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是她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完整、系统的叙述，从此再没有过。

老万听呆了。

老万后来将这一切转述了出去，报告给了工作组，于是日本军嫂的帽子便很自然地戴在了高的头上。她骑着驴，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这些鞋是从村里搜集来的，七八双破鞋臭烘烘用绳连着。高先是在村街上游，后来坐着架子车到公社，再后来站在拖拉机的车斗里进了县城……不知谁找来了剧团演样板戏的日本军装，给她披挂上，将脸抹得五抹六道，耍社火般地在街上巡游，大人孩子看稀罕一样地在下头指指点点，有人朝她唾，有人扔石头，大家都知道她是将自己的X给日本人操的汉奸卖国贼，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她活着的本身就是一个锗误。车下边那些鄙视的、愤怒的、好奇的、厌恶的，甚至是色迷迷的脸在高的视野里形成一个平面，—个一晃而过的平面，她看着他们，却如同没看见—样，她将自己的思路抽出来，抛向天空，让它们在上头荡啊荡，不落下来，让灵魂和肉体分离，她有这样的本事。

不游街的时候她被隔离在队部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绐她一盆水，让她刷那些破鞋，没人看着，也不让她回家。她不识字，不会写交代材料，刷完了鞋就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傻坐着。

这天晚上，老王过来了，手里捏了张纸，铺在桌上，很严肃地让高进一步交代“军妓”的细节，高就交代日本兵用小刀片将她的身体划得一道道，没有好地方了，让她烂了几个月。

老王问，光划身上，就没弄你的下边？

高说弄了。

老王想知道是怎样“弄了”。

高就给老王讲怎样“弄了”，听得老王眼睛发直，嘴张多大，一再强调“再详细些，再详细”……

高就“再详细些”，讲着讲着高看到老王的“家伙”硬硬地支起来了，喘气也不匀了，那张“记录”的纸一个字没写，早已飞到了桌底下，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靠到了自己身边，和自己并排挤在狭窄的单人床上了。

老王在高的耳边说，日本男人的“那个”和中国人的有没有不同？

高说她根本没见过日本男人的“那个”。

老王说，怎么可能，你刚才不是还说日本人把他的鸡巴往你的嘴里塞嘛。高说，我闭着眼呢。

老王说，你看看我的“这个”比日本人的怎么样？说着，老王拽过高的手，将它塞进自己的裤裆。

老王问，怎么样？

高说，也没什么不一样。

老王说，你看看这个一样不一样。

说着老王将高压倒在床上，抬手关了灯……

那晚，老王将高干了三次，三次都没尽兴。

队部的院落，秋凉如水，漫起了薄薄的雾。

老万再没露过面，初时还有人看见他在自家的门口坐着，后来也不知所终了。

“文革”时候，失踪一个人是常事，值不得大惊小怪。

高如何到了南大地，如何又进入了张家，成为了张高氏，成为了张大用等六个孩子的妈，她自己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文革”后数年，她儿乎是在流浪中度过的，她已经习惯了这种飘泊不定的生活，哪甲都不是她的家，哪里都是她的家。有时，恍惚中的她又很清楚，她知道自己要到一个叫做尚村的地方去，她要到那里报到，那里有人在等她，一直在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