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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所说的那个亲戚正是韦科长。从前天早上开始,他一连几次出现了间隙性昏厥。作为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她完全知道这种昏厥意味着什么。

这个城市持续两周的高温天气使张清的苦苦守望获得了一线转机。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隔壁探视她的公公,就像一个茶农在清明前后对茶园的例行巡视,看看新出的茶尖是否适合于采摘。当她发现这个病弱的老人躺在凉席上一动不动,她的心脏就会怦怦乱跳。事实上,她只要上前摸摸他的脉搏即可判断出他与死神的距离,可张清总是急不可待地拿着一只手电筒,翻开老人的眼皮,希望一下子就看到他放大的瞳孔。

她有些沉不住气了。张清不安地想到,假如眼下正在肆虐的酷暑没能留住他的生命,那么到了天朗气清的秋天,再也不会有什么力量阻止他活到明年。当然,她不能指望寒冬,这个城市的冬天一般来说并不太冷。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公公的“弥留之际”,张清为什么从未想到将他及时地送往医院救治。尽管她早已购买了一台“三菱”牌空调,但她一次次推迟了安装的计划。她没有觉得不安。既然这个老人已露出了死态,她所能做的,只是为这样一个自然程序扫清道路而已,谁也不能说,它比医院里的安乐死更不符合道德。

早晨临出门的时候,张清看见老人赤身裸体地趴在床上,瘦骨嶙峋的背脊上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疮。他的两条腿像青蛙似的蹬踢着,抽搐着,嘴里吐出的缕缕白沫使他歪斜着脑袋,看上去酷似一只巨大的螃蟹。

张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公公的床前放了一小杯凉开水,就迅速离开了。

张清下班后,没有立即回家。她来到医院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坐21路电车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她一连看了两遍《阳光灿烂的日子》,又去咖啡馆坐了半个小时。等到她决定回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她想象中的那具尸体说不定早已僵硬……虽说张清每天下班后都尽可能地推延回家的时间,可是这一次,意义却显得有些特别。仿佛她在外耽搁的时间越长,回家后看到公公遗体的可能性就越大。

她已在内心反复考虑过这样的情景:她一旦发现公公暴卒,应当首先考虑给刘胜利打电话。他是医院的司机,又是自己潜在的追求者。再说,他与殡仪馆方面有着很深的关系,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她就可以连夜清扫房间了。她打算将公公的床拆掉,将床板和铁支架搁在门外的走廊里(她在三天前就让邻居将走廊里的一堆旧报纸处理掉了,替这张床腾出了地方)。她或许可以在公公放床的地方搁上一架钢琴,或者,一套组合音响。

假如刘胜利前来搬运尸体时再次对她动手动脚,她也应当尽量保持沉默,只要他的行为不越过最后的那道防线,可以让这位花花公子适当地开心一下。

张清从咖啡馆里出来,脑子里乱糟糟的。由于压抑不住的激动,她的脸上火辣辣的,就像一位在热恋中不知所措的少女。她想起来,她与韦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家咖啡馆里。他们在门外的一个广告牌下接吻,拥抱,很久没有分开。那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一阵强烈的气流震碎了,现在她再次感到了类似的晕眩。她一度觉得,韦利的出现和他父亲的死去,在她内心激起的喜悦是多么的相似。

临近子夜,公共汽车站上聚集着一簇等候末班车的人群。男人们一律光着上半身,女人们则很不雅观地撩起裙子的下摆往里扇风。汗酸味和柏油被烤化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空调机嗡嗡的叫闹声使人头晕目眩。

一个肥胖的老太太摇着扇子,大口地吮吸着一根雪糕,对张清说:“你说说,这样的天气还让人活吗?”

“我觉得挺好。”张清不屑一顾地对老人说。

“你不觉着热吗?”

“不热。”张清笑了笑,“我觉得一点也不热。”

张清一走进公寓的楼道,就从闷热的空气中嗅到了某种不妙的气息,她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

她发现厨房里亮着灯光。倘若不是家中闯进了歹徒,韦科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开厨房的电灯。张清打开门锁,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听见公公的房中传来了电风扇吹动纸张的声音。她来到公公的门边,看见韦科长正悠然自得地靠在床上翻看隔日的《参考消息》,手里端着一盘尚未吃尽的西红柿炒鸡蛋……

接着,张清看见了那台老式电风扇——早上出门时,她明明记得它搁在自己屋的床头柜上,假如不是韦科长自己下床将它搬过来,电扇也不会长上翅膀飞到他的床前……老人说,他至少已有四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因此,他一口气吃掉了六只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