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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杨爱华来了一封古怪的信。

过去一年半里，杨平生一月一封信。不多不少，一页报告纸。说说天气情况，吃饭干活，大段抄写毛主席语录。页末若有空余，就再加几句口号充数。“毛主席万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谨小的钢笔字，悬空在横隔线之间，仿佛它们是一根根红色高压线。

杨爱华则只写过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在到达云南的百来天后。“妈妈您好，我在热火朝天的美丽边疆给您写信。这里有澜沧江。山不高，全是原始森林。森林里很多草、树、灌木、野花，我也叫不上名，总之跟上海的植物不一样。森林里也有动物，不过我只在市场上见过。老乡抓了穿山甲来卖。我第一次见穿山甲，黑黑的，蜷成一团。情况汇报完毕。此致敬礼，杨爱华。”

宋梅用口述回信，战生执笔。战生在页末私加一句：“妹，信写得长一些，多说说自己的生活情况。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你。”

四个月后，杨爱华回信了，比前一封略长。“妈，你提的问题，我回答如下。一，我不当排长了，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二，我们班有十二个人，都是上海的。至于这里是不是‘脚踩菠萝，头顶芭蕉’，怎么说呢，到了水果旺季，还是很开心的。每个寨子都能买到甘蔗、菠萝、芭蕉、波罗蜜，两分钱一斤。我们工资有二十八块呢。淡季也不差，有酸角和三牙果。对了，我最爱吃这里的焦糖，甘蔗熬的，包在竹皮里，两三毛钱买一大坨。”

“妈妈，你让我跟当地同志搞好关系。这个很难，傣族太愚昧了。比如说吧，他们自己吃糯米，居然把好好的大米喂猪。我记得小时候，上海只能吃八一面粉疙瘩汤，原来粮食都给这里人浪费了，所以我们没得吃。这里的人还搞封建迷信，到处是缅寺和佛塔。自由化倾向也非常严重，女人就在公开场合洗澡。光天化日的，也不来管一管。好在近几月开始，这里也搞‘文化大革命’了。此致敬礼。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杨爱华。”

杨平生在春节时探过亲。他面皮开皴，腮帮内凹，像个小老头。但打扮得好，身上的军便服，是四个兜的，脖颈里露两片府绸衬衫尖领。黑布鞋帮上的泥，用湿布擦淡了。他用粮票换了黄豆、赤豆、蚕豆、扁豆，分送给母亲和兄弟。他抱歉道，崇明蟹是最好的，可惜不当季。本想换只鸡，带给他们尝尝，又怕路上麻烦。

杨爱华从没回来探亲。宋梅用去信询问，等了又等，等来她第三封信。信中，杨爱华终于提及自己的生活情况。说每日都要早起，出门时雾天雾地的。“妈，你在上海看不到这样的雾，感觉整个人在蒸屉里。雾跟烟似的，随便那么一捞，就在指头缝里一丝丝地飘。这里老乡有个说法，早晨地罩物，尽管晒稻谷。讲得通俗点，就是十雾九晴。

“班长领着我们十二个人，要走三里路，走得满脚都是牛粪。雾气把头发浸湿了，加上出了汗，就一滴一滴，从脑袋滴到衣服上，浑身都是湿的，走着热，停下又冷。等到望见原始森林时，日头终于出来了，妈妈，这里的日头真大，像只红蛋黄。雾气一下子散了，我们就开始劳动。

“听说大兴安岭那里是用电锯的，我们这边不用。刚来的时候，有两个老职工教我们用油锯和斧子。兵团分配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起码砍一棵直径五十厘米的树。妈，你知道吗，我前天砍的一棵树，直径超过一米二了，三四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干上的老藤，有一尺来宽，一圈圈盘着，跟大蟒蛇似的。

“我和小王一组。小王说，旁边有棵小树，挨得太紧，要不先砍了。现在想起来，蛮好不听她的。小树也不小，不知什么品种，很脆，一锯就嘎吱响。地上都是蚂蟥，闻到人的气味，全都一条条立起来，摇摇晃晃。我一边锯，一边跺脚。它们还是从脚底爬上来。休息时候，我发现领头里鞋子里，全都黏糊糊的，一摸一手血。该死的蚂蟥。

“妈妈，这里的蚊虫也很讨厌。叮得我痒死了，空气又潮，皮肤很快被抓烂，就生疮，发炎，胀痛。很多上海人得痢疾，打摆子。还有登革热。傣族的牛也讨厌，随地大便，搞脏了水。牛病毒传染给人。小王就被传染过，烧到四十度，治好以后，脑子有点迟钝。医生说，那叫钩端螺旋体，是血液寄生虫。名字太复杂了，你大概听不懂。

“妈妈，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和小王锯那棵树。树很脆，我已经写过了，是吧。锯着锯着，树干突然裂成两截。我拼命跑，小王也跑。她生病以后，有点迟钝，我也写过了，是吧。就这样，树砸下来，把她脑袋砸进地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