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

一九五七年冬,我正在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当老师把我带进教室,有人拍桌子,有人起哄,昏暗中,那些眼睛和牙齿闪亮。我头戴栽绒棉帽,护耳翘起,像个七品县官。一个转学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陌生集体的敌意,可有谁在意这对孩子的伤害?

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香火难以为继,后改成小学。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一九六五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

我从“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进入北京,如鹰向下盘旋,沿天安门、故宫、什刹海、德内大街,终于找到三不老胡同,再平移到弘善胡同。我借鼠标变焦——向下猛冲,而弘善胡同3号消失在几棵大树下。旁边是栋丑陋的现代化建筑——天弘善宾馆。我上网去查,居然没找到弘善小学的资料。

整整半个世纪了。一九五八年开春,乍暖还寒。一进校门,影壁上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传达室旁,一棵歪脖柳树正抽枝发芽。斜穿前院,进东北角的教室,门吱嘎作响,一排小窗东歪西斜,天花板低矮。再转向后院,绕过由斋房改建的教室和水泥乒乓球台,来到尘土飞扬的操场。北墙根有一砖砌讲台。校长铆足了劲儿喊“升旗——”,全校学生齐刷刷立正,一起高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上学路上要过好几关。一出大院门就是俩拦路虎,一是立在路当中的烤白薯窝棚,二是对面花枝胡同口的早点铺,烤白薯的焦糊味和嗞嗞响的炸锅的油烟香,基本就让人走不动道儿了。我冲破重围,好不容易出胡同过马路,迎面又撞上小杂货铺,正把着弘善寺胡同口西北角。我下意识摸摸兜儿,咽了口唾沫继续前进。总算到了校门口,一个小贩在那儿迎候。他像古装戏法大师,摇身一变,就地摆出各种零食,有干果、冰糖、山楂片、桂皮等,让人神不守舍。此刻,上课钟声响了。

那口生铁铸钟,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我们起立坐下,上课下课。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也让人忽略时间,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儿;二年级的小不点儿,一打一挤眼儿……”除了“蹲班”的,只要刚升了级,一转身,我们就羞辱那些新生。

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记得那段子叫《乱形容》,先在收音机听过,后来从《曲艺》杂志上找到原本,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背得滚瓜烂熟。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

登上操场讲台,我头皮发麻,腿肚转筋。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我喘气的机会。我心中默念:“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果然灵验,我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一周内,我成了全校名人,无数目光迎来送往。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闹心。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有失落,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时间之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站在讲台上,我先默念“西瓜地经”,然后直着嗓门高喊:“时间啊——”

在四年级作文课上,我写下第一首诗,那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几首诗拼凑成的,都是些大词儿,比如“历史的车轮向前”、“帝国主义走狗”、“螳臂挡车”、“共产主义明天”……这恐怕受到高士其的“时间观”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代价,首先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主要是“精神聚餐”。一种流行说法是,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苏联老大哥”用火车运走了。大家愤愤然,摩拳擦掌——且慢,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

为改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在操场放养,一下课,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它们被撵着满处跑,跳栏翻墙,瘦成皮包骨,两眼凶光,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从猪眼中看,人类全疯了:只要钟声响起,他们从门窗一拥而出,扑将过来,一个个面目狰狞,眼睛发绿,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

学校表面上归校长老师管,但地下存在着另一隐秘的权力系统,那就是暴力。

一天,在操场旁教室的一面墙上,我和雷同学抄黑板报。那是阳光和煦的下午,槐花飘香,同学们大都放学回家了,校园静悄悄的。我们的合作最初是愉快的,有说有笑,后因版面安排发生争执,口角了几句,他突然猛冲过来,拳头雨点般擂到我头上脸上。我顿时眼冒金花,剧痛中模糊看见那因狞笑而扭歪的脸。我无限委屈,眼中噙满眼泪,强忍着,未滚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