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三中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从小学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学相比,十三中离家远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一九○二年,醇亲王第七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承袭贝勒爵,搬入府内,故得名涛贝勒府。宣统年间,身为摄政王之弟,载涛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张勋复辟,他又当上禁卫军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摇身一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二五年,载涛把王府长期租给罗马教廷办大学,即辅仁大学。一九二九年辅仁大学开办附属中学男生部,一九五一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学。

我们学校坐北朝南,大门向东开。中路与东路各有四进院。西路有戏楼、长廊、亭台、假山。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分三路包抄,灵活的小腿伴随咚咚脚步声,登堂入室,最后消失在西边操场的尘埃中。我们教室紧把着操场入口处。我熟知那脚步声——岁月的去向与动静。

开学头一天,我刚挎书包走进校园就蒙了:从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后,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一级级台阶,通向高考的独木桥(下面是深渊),由此进入大学,进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没有女生构成的缓冲地带,本来意味着更赤裸的丛林法则。其实不然。我发现,到一定岁数人开始变得狡猾,用智力与意志取代拳头——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权力来源。

入学那年我十三岁,从身体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为证——我和同龄的一凡在楼前合影:他人高马大,眼镜后目光自信,喉结突出,唇上一抹胡须的淡影;我比他矮半头,短裤下露出麻秆儿似的小腿,满脸稚气,眼神迷茫散乱。那是转变之年,我们从不同的小学考进十三中,他在二班,我在四班,就像分组比赛的对手,在决赛前趋近。

班里有个同学外号叫“大脖子”,智力有问题,连蹲两年,若无意外还会继续蹲下去。我们在年级升降的排列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还粗,由于脖上箍着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称是练双杠失手把脖子戳进去的,要长期做牵引术才能复原。我至今还记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为他偶然闯入这个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时仍在“困难时期”的阴影中。在学校食堂,没有椅子,大家围饭桌站着吃饭,每餐总是在“大脖子”的歌声中结束。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饭量惊人,按粮食定量难以存活,于是他靠卖唱换粮食,每首歌价码不等,从半个馒头到一个窝头。

“大脖子”嗓音并不好,但他唱得认真,从不偷懒,到了高音区,会从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苍白的脖子。唱罢,他两三口就把换来的馒头窝头吞下去,再像狗一样用目光乞讨。他唱的歌特别,显然和底层生活有关。尤其是那些黄色小调,成了我们最早的性启蒙教育。

我们升初二时,“大脖子”由于蹲班超过年限,被校方开除,他将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们分道扬镳。最后一次告别午餐,几乎每个人都多给他一个馒头。他唱了很多歌,这回不是卖唱,而是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运。唱到动情处,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圆圈,戛然而止。

一九六二年秋,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战友卢叔叔。

詠瑶表舅原是北京空军后勤部的青年军官,个头儿不高,英俊结实,是我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逢年过节,他身穿深绿军装、佩戴领章肩章和武装带,头顶大檐帽,格外神气。表舅站在楼门口跟我说话,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让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他走后,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说他击落过多少架美军战斗机。我家从窗帘到小褂,飘飘然,都来自表舅给的降落伞布,似乎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他开飞机,我们从天而降。

一九五八年早春,表舅转业去北大荒。最后一次来我家告别,那时母亲也正要下放到山东农村。他脱下军装,黯然失色,这让我很难过。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视野,溜出门去。“我会来看你的”,表舅临走对我说,转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线以外。

卢叔叔的出现,令我暗喜:表舅果然从地平线那边派人来了。卢叔叔是拖拉机手。维修拖拉机,他用铁锤敲打部件,一粒铁屑击中右眼。在当地农场医院治疗无效,转到北京同仁医院。他在表舅的介绍下住在我家。

“医生要给我配一只狗的眼睛”,他对我说。这让我有点儿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会是啥呢?原来是玩笑,医生给他装了一只假眼珠,跟我弹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进厕所,取出来,放进小玻璃杯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