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

一九五七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我懵里懵懂,觉得成人世界很危险,就像光天化日下捉迷藏,竟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有一天,在音乐学院教书的表姐来我家做客,我脱口问,你是右派吗?表姐笑而不答,父亲大怒,认为我这孩子口无遮拦,将来非闯祸不可。没过两天,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午,与我家合住同一单元的那家男主人俞彪文跳楼自杀了。虽说我自幼对死亡有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还是被“自杀”这个词所特有的含义吓呆了。

就在这时候,妈妈请假带我去上海看外公。这是我头一次出门远行,那股兴奋劲儿可想而知,掰着指头数日子。再说了,新守寡的郑阿姨半夜的哭声常把我吵醒,死亡的阴影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下总算逃脱了。

外公去年出了事:他在街上被踢球的孩子一记猛射击中,仰面倒下摔坏了后脑,造成偏瘫失去语言能力。他本来身体硬朗,喜爱运动,冬天坚持用冷水洗澡。一九五三年来北京小住,到处游山玩水,从相册上能看到他特有的乐观者的笑容。

在前门火车站,我头一次近距离观看火车头。巨型车轮和连接杆、高高的驾驶室、锃光瓦亮的黄铜管和阴郁的锅炉,真把我镇住了。汽笛长鸣三声,车厢剧烈晃动了一下。和母亲并排坐硬座上,我靠窗口:树木、田野、村庄,一闪而过。穿过大大小小的铁桥时,发出异样的轰鸣。在济南火车站月台上,妈妈买来只烧鸡。乘务员用大茶壶沏茶倒水。我们自备的搪瓷缸搁在小桌上,茶缸盖随车身震动轻轻打镲……

半夜被吵醒。妈妈告诉我,浦口到了,火车被拖上渡轮过江。有人吹哨指挥,缓冲器吱嘎作响,列车被分成几截,拖到渡轮甲板的铁轨上。江面黑灯瞎火,浪头拍击船舷发出阵阵闷响。工人用小锤检查车轮,叮叮当当。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对岸。第二天上午,火车驶进上海站,亲戚们在站台迎候,然后分乘三轮车,来到虹口区多伦路的一扇石库门前。

外公孙海霞(字曙光)生于一八八○年,浙江绍兴人。他从小上私塾,后考取上海电信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汉口电报局,负责欧美电信业务。他与黄兴结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前,他把外婆和孩子们送到湖南岳阳的亲戚家。在起义中,他参加敢死队,迅速抢占发报台,用电讯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及时调动了部队。翌日举行庆功会,他荣获一等功,并得到一千元现大洋的奖金。黄兴要他留在革命政府担任电讯总管,他婉言谢绝,前往湖北钟祥任电信局局长,并用那笔奖金创办了中强中学,兼任校长。

每天早上学校升旗仪式后,外公亲自给学生讲时事,宣传民主与科学的道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外公在钟祥召开声援大会,并率众示威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会道门势力,捣毁了县党部、农会等机构,也包括电报局和中强中学。他们冲到外公家,把我三舅吊起来毒打。在老百姓的掩护下,孙家的人乔装打扮,混出城门。外公躲在电报局后山树林里,趁夜色翻过城墙,一路坎坷,到达武汉。

交通部电信总局调他到上海,接管几家外国电报公司。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要他主管日伪的华中电报局。外公托词有病,躲到苏州乡下。日本人多次请他赴宴。他自知躲不过去,于是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重庆,交通部委任他为电信局总视察。天各一方,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他调任为成都市电信局局长。一九四八年电信局工人发动大罢工,在外公支持下通电全国。他随即被勒令退职。成都电信局八百职工含泪为他送行。他回到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直到退休。

在外公的动荡生涯中,出现了与我有关的插曲。一九四六年年初,母亲陪外婆从上海飞往重庆看望外公。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由于不会用机场电话,外婆让母亲请旁边的小伙子帮忙,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小伙子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机票紧张,他和同事在机场轮流排队等票。外婆见他彬彬有礼,一表人才,托他去看望我在北京的小姨,有招女婿之意。那小伙子就是我父亲。

父亲到北京不久去看小姨,不在,留字条另约。可突然间小姨因失恋卧轨自杀。由于一场悲剧,在父母之间,北京与上海之间,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九四八年五月,父亲在上海与母亲成婚,一起搬到北京。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外公流落他乡,没有母亲陪外婆的重庆之行,没有父亲调动工作,没有战后机场的混乱,没有电话的落后,没有小姨的悲剧,没有北京与上海的两地书,能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