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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阿良便打电话给我，说自己接到了一个活儿，是个套间，一百五十平米。工钱一百五十元一天，问我去不去，如果我去，他就不找别人了。我应了。但我没跟秀珍说自己是去干漆活儿了。秀珍不肯让我干刷漆的活儿。她总说漆太毒。

出门时，我告诉秀珍，有个公司在招人，让我去面试一下。秀珍应了，我走到门口，她又叮嘱了一句，你不要着急。我忽然觉得有些厌烦，她为什么总是说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吗？难道我可以不去找工作，每天坐在家里坐吃山空吗？

那个小区很大，很漂亮。似乎到处都铺着草坪，草坪上种着我从没见过的树。在主人家的房子前，还有一个人造的池塘，池塘上有喷泉。阿良告诉我，到了晚上，这个池塘里还会放音乐，然后那个喷泉就会跟着音乐跳舞。阿良还说，像这样的小区，现在每平米要卖到一万五千元以上。

这价格让我感到绝望。我突然想起了我曾经为方长算过的那笔账，那时，我打算着每年给他存上五万，这样，等到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拥有一百万。他可以用这一百万去买房，买车，娶老婆。可现在，我却为自己的这个打算难为情。一百万，连一百平米的房子都买不了。

上午，我和阿良去油漆店买了刷子、砂纸、腻子、涂料。我还专门让他买了两件蓝色的大褂，还跟油漆店的老板要了一堆报纸。干活儿前，我仔细地穿上大褂，然后用报纸折成帽子，戴到头上，这样，回家时，身上就不会有那些脏污的腻子和漆水了。

第一天的活儿，是在水泥墙上打腻子。活儿简单，将腻子用水调好，均匀地刮在水泥墙上。刮好腻子，再用砂纸打磨平整，就可以上油漆了。

可能是太久没干这活儿了，刚上手时，手有些生，我将腻子打得太薄了，我只得重新调了厚薄。第二次，我就上了手。对我来说，这些都曾是再熟练不过的活儿了。我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的师傅学手艺。之后，我就跟着他到处做漆活儿。秀珍便是在做漆活儿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二十三岁。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再后来我的师傅就得肺癌死了。师傅死后，我就再没有做过油漆匠，因为秀珍认定我师傅是被油漆毒死的，她不想我重蹈他的覆辙。她是为我好，我听她的。

第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我的整条右臂几乎抬不起来。这一天，我只刮了一面墙，好久没干了，有些吃不消。做油漆，最累的就是手臂，因为它要整天抬举着。我想，这也是年岁逐渐大了的缘故。年轻时，我就从来不会觉得手臂酸痛。

回家时，秀珍已经开始做晚饭了。她问我，工作谈得怎么样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我摇了摇头，说，人家没要我。路上遇见一个朋友，就在外面多坐了会儿。

大囡坐在门口的板凳上写作业，我就点了根香烟，坐在旁边看着。大囡是个乖孩子，念书也用功，成绩一直都很好。秀珍总说，大囡从来都不用她操心，要是以后二囡和方长也能像大囡这样，就省心了。

大囡做完了作业，就扭过头来看我，看了一会儿，突然问，爸爸，你以后真不会离开我们了吧？我心里一紧，摸了摸她的后脑勺，笑着点了点头。我都记不清这问题她已经问了我多少遍了。

我抬起头，无聊地看着院子上空。院子上空，有一块狭窄的天光。这天光中漂浮着一些半透明的物质，我不知道那是云还是别的什么，蓝色的天空就在这半透明的东西后边若隐若现，我长时间地看着，企图让自己的眼光穿过这半透明的物质。我觉得那天光后面似乎隐藏了什么，它就躲在那里，平静而悲悯地看着院子里的我。

刷墙，刮一道腻子是不够的，不够厚，没办法打磨。刮完一道，得等它干了，然后再刮第二道、第三道。刮过三道，这厚厚的腻子才能相互咬住，牢牢地贴在墙壁上。这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工作，单调的刮抹动作，会让时间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

印象中，以前当油漆匠时，似乎并没这么枯燥。我记着自己赚到第一笔钱时，便去镇上的供销大楼买了一个日本产的随身听。那时候，我会一天到晚将耳塞塞在耳朵里，听谭咏麟、王杰、张雨生。听得熟了，我还会跟着唱。我唱得很认真，似乎耳塞里的歌声是我嘴里发出的，而手里握着的也不是油刷，而是一个麦克风。那时，我师傅总羡慕我，说我是十六七岁，无心无事。

我想，虽然现在不能像十六七岁一样，再去买个随身听塞到耳朵里，起码也得想办法将时间打发过去。或许，这是我今后一辈子的职业了，没有一个好方法，那么漫长的刷漆生涯该怎么熬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