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歌（第2/5页）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问到了那个独居一处的老太太，老驼立刻嘬着嘴说：“啊呔！”我等着听下去，他却把烟锅咬得使劲往上翘着，含混不清地咕咕噜噜。后来我总算听明白了一点：这可不是一个平凡人物，早年可以说是一个“女革命家”哩，后来不知怎么跟上了一个“筋经门派”，就是练气功武功的教门里的男人，从此就不再革命了。不过因为总还是老资格吧，上级专门来叮嘱过，所以村里还是得事事高看她一眼……我听到这儿长长吐了一口气，问：

“她是什么‘女革命家’？”

“哦，就是支队在海滩上那会儿，她参加过。人勇啊，能就地十八滚，双手打枪。别看她年纪不显，其实是民国十六年生人，快七十了……可惜啊，人一沾上教门，革命意志也就衰退了……”

好不容易要熬过秋天了，一些穿了深色衣服、头戴大盖帽子的人物也光顾我们的小茅屋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要掏出一沓子花花绿绿的单据和表格让我来填。我发现我在这些表格上已经占据了一个显著位置，我那会儿被称作“纳税人”。我不得不追问：我已经经营了几年葡萄园了，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纳税人”呢？

大盖帽子们说：“那是因为你刚刚干，光景艰难，我们替你免了。”

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可又觉得眼前的数额有点儿太大了，虽然交得起，却不很情愿。我知道从道理上讲大多数人都应该是“纳税人”，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我这个突如其来的“纳税人”，常常受到冷落的“纳税人”，该向他们解释些什么呢？

我顺从地在表格上填了数字。当填完了表格，笔杆从手里滑脱的时候，我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只木然地瞅着对方犀利的目光。到后来我竟在心里羡慕起他们来。我眼前这些人的生命力多么旺盛啊，瞧瞧，从面部看他们无一例外地健康。我甚至有了个奇怪的发现，即他们的脸差不多都长得一样，粉粉的，有些嫩红，不过毛孔显然是过大了，每个人的神情也差不多。就是这些人忠于职守，执法如山，他们都长了一副逻辑发达的、然而又是糊糊涂涂的头脑。总之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些穿戴整齐的人，心想那要多少健康的母亲才能生出这么一些大孩子啊！我跟他们拉呱儿，扯闲篇儿，最后他们都很高兴。

后来，即便不填表格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光顾这里。他们爱询问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有时还停下来逗一逗做活儿的鼓额。他们弹弹她的脑壳，跟她开个玩笑，还给肖明子起了个外号，叫他“黑皮带”。实际上我们的肖明子确实被晒得很黑，又像一根皮带那么柔软细长。这些人热闹一阵走了，我倒常常感到空虚。拐子四哥与我不同，他特别愤怒。他觉得这是勒索。他说：

“我游荡了一辈子，也没纳什么税。你太老实了。你是个书生啊，就让人欺侮去。你该去打打官司看。”

我没有应声。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这些税务人员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他们又居住在哪儿，他们的办公地点，他们是怎么闻着气味寻到这么远的海边上来的，等等。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呢？我只有默默地等待和承受。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到这儿来，正像我们也等来了武早这样的人一样。我想我们应该安于这种生活——这些话虽然以前没有说出来，但实际上我已在默默地遵循。我学会了特殊的忍耐。因为我觉得能活这四十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依仗了某种忍耐精神。我在那座城市就因为不够忍耐，结果惹下了大大小小的麻烦，让梅子一家叫苦不迭。关于我因为不够忍耐而招致的痛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年轻啊，毛头小子啊，耐不住啊，满腔正义和一肚子委屈啊，就是这一沓子事情搅在了一块儿，积成了我的四十余圈年轮。我从海滩平原上赤脚奔波、跨过山脉和河流、跨过一些陌生的小镇，才走入了那座大城市，今天又走了回来。这是疙疙瘩瘩的一大圈。得了，还是忍耐吧。我这种忍耐的功夫，主要是看着岳父瘦削而坚硬的头颅练成的——从他吐出“六人团”那几个字到如今，我一直在忍耐。一个人没有这种忍耐的本事，那就什么都做不成。我从一来到这里，就知道一种新的忍耐开始了。我发疯地干活，以便忘掉一切。只有在这劳作中，我才能渐渐压住心底的各种思念和其他欲望。我用力地挥动铁锹翻土，推车运肥，扛葡萄筐笼，忙得来不及叹息。我可以和斑虎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交谈。我相信斑虎什么都听得明白，只不过像个高深的智者一样不愿轻言，腹富口俭。它越来越英俊了，像一个懂得藏讷的男子汉，胸脯很结实地向前昂着，站在那儿何等挺拔。它有时在强烈的阳光下老要皱着眉头，我想它一定也被思索所累。我像按摩师那样给它揉着眼睛四周的肌肉，用手舒展着它的眉头。我发觉那样它很舒服。它的头有时也昏昏沉沉吧。我觉得一个用乏了的脑子，敲一敲就像一块实心木头。我有时间就给它按摩起头颅来。它的头颅很大，怪不得这样聪明。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