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第3/6页）

二00八年十一月，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因为涉嫌多起重大案件，被公安部门拘押。这位从广东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草根，在一九八七年创办了国美电器，十多年之后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二00八年，黄光裕以四百三十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财富第三次登上胡润版的「中国首富」。二0一0年五月，法院认定黄光裕犯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判决黄光裕有期徒刑十四年。黄光裕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被驳回。

几年前刚刚登上「胡润富豪榜」首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记者问黄光裕：「你这个首富的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

黄光裕当时回答：「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是个『通缉令』，谁上谁倒霉。」

这个富豪榜或者「杀猪榜」在今日中国只是冰山一角，在此榜单之外，在无处不在的经济权力的角逐中，更多的草根在上演着他们人生的暴涨和暴跌。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更多的猪还没有长大就被杀掉了。而且，在今天这个悲喜转换的时代戏剧里，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尾声会如何来到？

回首文革往事，在政治权力的角逐里，草根们暴涨暴跌的人生故事同样滚滚而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情景。主席台正中央座位上毫无悬念地坐着毛泽东，毛泽东的右侧也是毫无悬念地坐着总理周恩来，可是毛泽东的左侧竟然坐着一位年仅三十八岁的年轻人。在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周恩来读完政治报告后，这位年轻人开始从容不迫地念起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

这位名叫王洪文的年轻人，文革开始时只是上海一家棉纺厂的保卫干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他和另外几名工人成立了当时十分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然后青云直上，不到七年时间，从一个只是抓抓小偷的保卫干事跃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位列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成为当时中国政权里的第三号人物。

可是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之后和文革结束之时，他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作为「四人帮」成为了阶下囚。在一九八0年十二月的公开审判中，这位名声显赫的革命造反派，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只是一步之遥。用民间的话说就是翻烧饼。在那个时代里，人们都只是贴在炉壁上的烧饼，被命运之手翻来覆去。昨天是革命者，今天就成为了反革命分子；或者今天是反革命分子，明天就成为了革命者。

王洪文在此后的日子里逐渐被人们遗忘，他在监狱里独自经受苦闷的心理折磨，偶尔回想起昙花一现的辉煌岁月，就会声声叹息。一九九二年八月，王洪文因患肝病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他的人生冷冷清清地收场，遗体火化时，只有妻子和弟弟为他送别。

文化大革命讲述了多少造反派风起云涌的人生故事？数不胜数，也举不胜举。若将这些故事罗列出来，会像道路一样绵延不绝望不到尽头，或者像森林里密集的树木一样难以清点。

我想起了惨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刘少奇。在造反派持续不断的人格和肉体的蹂躏之后，这位前国家主席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含冤死去。死去时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白发有一尺多长，而且没有衣服遮身，遗体上只是盖了一条白布。在他的骨灰寄存证上面有关职业一栏里写着：无业。

文革十年，我的成长岁月从童年来到了青年，我目睹了死亡之神两次光顾我们的小镇。第一次是文革初期，此前让人敬畏的共产党官员，纷纷以走资派的罪名被打倒，一些不堪折磨的官员深感绝望之后，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杀。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后，风光了十年的造反派立刻成为了「四人帮」的爪牙，政治的烧饼翻了过去，轮到造反派纷纷被打倒了。其中一些造反派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们像文革早期自杀的走资派那样，也以不同的方式自杀身亡。

我们县里一位草根出生的无名小卒，在文革期间成为了造反派头头，开始了耀武扬威的短暂人生之旅。我小时候经常在批斗大会上见到他，他宏亮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出来时，十分厚重，像是两、三个人的声音叠加在一起。他一边宣读批判稿，一边监视着那些低头站成一排的走资派，只要发现有一个走资派的身体稍稍动了一下，他立刻中断宣读，走过去朝那个走资派的腿弯处猛踢一脚，让走资派跪倒在地。当毛泽东提出以老干部、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三结合」的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他作为造反派代表进入了革命委员会，荣升副主任，他的仕途也就名正言顺了。他走在我们小镇的街道上时，人们都以和他熟悉为荣，亲热和恭敬地向他打招呼，而他只是礼节性地向他们点点头，神态矜持。倒是我们这些孩子喊叫他「主任」时，他会友好地向我们挥一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