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第2/4页）

然后，崭新的词汇铺天盖地而来了。比如经常上网的网民、炒股的股民、购买基金的基民、追星的粉丝、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正在支解瓜分「人民」这个业已褪色的词汇。在文革时期，「人民」的定义十分简单，就是「工农兵学商」，这里的「商」不是指商人，是指从事商业工作的人群，比如商店的售货员。我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让「人民」内容脱胎换骨的分水岭，或者说让「人民」进行了资产重组，原有的内容被剥离，新的内容被置换了进去。

从文革开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现实里好像是空的。用现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术语来说，「人民」只是一个壳资源，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内容用它借壳上市。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学生和市民自发地承担起了警察的责任，我想，这样的北京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一个没有警察的城市秩序井然。只要走上街头，你就会感到亲切友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用买票就可以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微笑，人和人之间没有了陌生感。我们常见的街头争吵没有了；平日里斤斤计较的小商贩们，免费向游行的人群供应食物和水；退休的老人从他们微薄的银行存款里取出现金，捐给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还有小偷们，他们以偷盗协会的名义发出公告：为了声援绝食学生，停止一切偷盗行为……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一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城市。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多。可是经历了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大游行之后，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站在广场的一隅，或者站在街头日复一日地演讲，嗓子哑了，甚至说不出声音了，仍然顽强地说着。围观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面对年轻学生稚气的脸，甚至是稚气的话，都是满脸尊重的表情，频频点头和热情鼓掌。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直到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这位当时能够经常见到赵紫阳的著名学者，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人们安静下来，严家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低沉地说：「紫阳住院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体有病的理由住到医院，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或者意味着躲避了起来。严家其带来了赵紫阳住院的消息，那间大屋子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悄悄地溜走，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是落叶在秋风中散落那样离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销声匿迹，直到二00五年逝世，新华社才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发布一条简短的新闻：「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长去世，官方的报导也比这条新闻丰富得多。这条新闻里没有介绍这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生平，也没有提及遗体告别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个上访者的群体，却知道赵紫阳遗体告别的日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里最为弱势的「人民」是透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警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遗体告别的准入证，他们就在外面拉开横幅，缅怀和悼念赵紫阳。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