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隐于世（第3/3页）

刘迪的父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推动这一技术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一九七九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三十多年来，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原艾滋之祸”。二○○八年，《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问世。

而在公众视野里，早于一九九九年离世的刘隽湘，身份亦就此尘封，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仅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在刘隽湘最后的岁月里，他以花甲之龄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也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正如“炸药大王”诺贝尔一样，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

刘隽湘早年就读于北平的燕京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九四九年被先于他回国的导师汤飞凡邀请回国，刘迪因此降生在了北京。而汤飞凡，这位将沙眼从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发病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的“衣原体之父”，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一九八一年，汤飞凡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此时，西方人还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汤飞凡。

之所以谈及刘迪的父辈，是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命运的相似性，刘父与刘父的导师，以及刘迪与刘父，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们的名字只在圈子里如雷贯耳，在公众中却鲜为人知。其次，我想让读者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刘迪这样的人格。

据刘迪的发小回忆，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打过人，连一句骂人的脏话都没说过。刘迪的招牌衣着是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线手套。他是我见过的最讲卫生的男性，也是我见过的衣着最不讲究却最干净的一位男性。据说，“文革”之前他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刘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于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别聪明，看人看事总能一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丰富，友善的，开朗的，讽刺的，有时是矜持或者腼腆的。

被人们称为英雄、汉子的刘迪，其实骨子里始终留有一份童真，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从内到外的纯净而吃惊。一位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朋友这样评价他：“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像他这样一点私心都没有？”的确，刘迪是这个时代的奇迹。一九七八年，当他正备考研究生时，他与朋友们的事业遇到了困难，他把自己的家和时间都搭了进去，也与改变个人处境的机遇失之交臂。

他一生没有在一个正式单位工作过。当八十年代喧嚣的尘埃落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渐入中年的同辈人纷纷把精力转向功利之事，刘迪却把更多时间花在公益事业上。他与朋友李南一起，作为“自然之友”的志愿者，负责调查中国的环境意识现状，连续几年经常钻到图书馆里去作数据统计。近十年来，他开始饲养流浪猫，为了这些动物，他放弃了许多次旅行与聚会。

热闹风光的场合常常没有他的身影，在你没有困难与麻烦时一般也见不到刘迪，但为了另外一些在别人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懒得出门的刘迪却能够骑车跑上几十公里。没有人像刘迪这样不愿意麻烦别人，他从不求助，更不诉苦。他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都像是个谜。他没有手机，多数人也不知道他家的电话，不确定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他靠什么维生，甚至大多数朋友都不知道他得了重病，每个人都为没有为他做过点什么而后悔万分。

有朋友不禁追问，刘迪为什么要选择隐身？他为什么不仅对流俗的社会，而且对志同道合的好友也要隐身？为什么我们对他如此熟悉，却又觉得如此陌生？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大家突然发现，他的经历简单得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编写讣告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也许，除了不愿意接受感恩和报恩之外，除了要与那些夸张矫情、博取虚名者划清界限外，以他的清高个性和高贵尊严，他无法容忍世人的误读与误解，更不想让犬儒般活着的人们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