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史铁生（第4/5页）

他院子的门上贴着“敬告来宾”的字条，内容大意是：史铁生愿与各界新老朋友交往，但精力有限，不按规定时间来访者，恕不开门。他的房门上贴着“来客须知”的字条，内容是这样的：“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的轮椅上、写字台上、书柜上贴满了这类字条。

这是一个知名者的故作姿态、故弄玄虚、以奇取胜吗？其实，他只有在人后写条贴条的勇气，在现实生活中，他常常因为不会说“不”字而痛苦。对于健康人来说，换个环境，一走了之是再容易不过了，可对于他却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困难：常人无法理解，他无处也无法逃避，因而无权选择来访者，个人意志受到侵害时的沮丧；常人无法理解，当他把极为有限的精力投入创作时，陌生人却要无端地夺去他的时间—他的生命时的恼怒。他说，有时候听见敲门他就害怕，看见来人他就想哭。这是怎样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局面！他怕记者采访，因为他相信盖棺定论，一个人活着让别人对他评头品足，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他怕编辑组稿，因为他不愿使写作成为“还债”。去年（一九八七年）夏天的酷暑使他彻夜难眠，让向他约稿的编辑部租间有空调的房子躲几天，并非不可能，但是他说，我不能为几天的舒服把自己卖了，我宁愿热，宁愿热得写不了，也绝不受那份罪。

有一次聚会是难忘的。聚会的理由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相邀的有力雄、潘婧、陈志伟和他怀着身孕的妻子。那是八五年初春，为了能把这些人装进我家的小屋，前一天还特意拆了炉子。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谈了许多趣闻逸事。当然，席间最中心的话题是谈吃。羊肉片的价格蹿着往上涨，使这几个酷爱吃涮羊肉的大为惊慌。对于涨价，铁生的哲学是，如果不打算“戒”掉，最好抓紧吃，否则明年还涨。然而抓紧吃需要钱，大家七嘴八舌不知是谁提出要搞点儿“涮羊肉文学”，也就是不费脑子、又容易来钱，来了钱不干别的，专门吃涮羊肉的那种通俗小说、电视剧本什么的。我们谈得很细，不光谈了怎么写，还谈了怎么“卖”，然后是怎么吃。如果把那天说的写出来，可能会是一篇不错的黑色幽默，可惜那点儿素材都让大伙儿当下酒菜吃了。酒喝了不少，饺子也吃了许多，午餐结束了，大家仍然谈兴未减，话题转到写作、往事、社会，最后谈到人生。尽管我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话的调子，但具体内容却忘掉了不少，可有一点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铁生爱吃爆肚，我家又离北京最有名的“爆肚王”很近，他便把他的观点命名为“爆肚主义”。他说，只要是喜欢，吃爆肚和登珠穆朗玛峰给予人的享受是一样的，尽管在别人看来登山很苦很危险，就像不喜欢吃爆肚的人认为那很膻很脏一样，对于本人却是一种享受。之所以说登山并不比吃爆肚更为高尚，是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满足—英雄欲和食欲的满足，这种满足使人愉快，这种愉快正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自我实现。运用什么方式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固然有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范畴里才具有道德的意义，而就人的意义来讲，任何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事实上它们是同等的。

我不知道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是否可靠，这样来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准确，但我总也忘不了他的形象。为了寻找合适的措词，他会突然把谈话的对方甩在一边，不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就是低头在轮椅的胶皮轱辘上蹭那半支熄灭了的香烟，眼里充满了紧张、急切的神情，等他考虑成熟寻找到了合适的词句，足以击败对方时，马上变得兴致勃勃，就像一个顽皮的男孩儿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手枪，得意地玩味着自己的发现。天已经黑了，大家争论的声音很大，我直怕骚扰同院的邻居，一再要求他们把声音放低，却全然无效，直到每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豆粥，才把大家那口干舌燥的嘴堵上。我之所以描述那次聚会，是因为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少，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本人不是一个“爆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登山的英雄主义者，写作才是他得以自我满足的手段。但他的自我满足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寻找的喜悦，用他的话来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重要的是“找”，而不在乎是否找得到或找到的是什么。事实上，对于他来说，成功的喜悦和付出的艰辛相比，前者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当成功的现实摆在面前时，竟无暇去品味其中的快乐，更多的是为它带来的干扰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