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往事（第4/9页）

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是一凡。他给那么多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一凡当成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原罪、赎罪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一段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问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被关在“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震。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本来我很想将那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来，我甚至已经在那样做了。但就在我遣词造句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时，又改变了主意。讲给谁听？和我一同从那悲剧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一切—文字狱、株连、莫须有、欲加之罪……简直是太熟悉了，这样的案件在全国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和很多人相比，我们的经历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新意。而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的讲述越逼真，就会越发使人不相信，他们会当成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来听。

那么下一代呢？对于识字却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候也会被投进监狱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无法估计当我的儿子有能力读这篇文章时，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愿意承受和面对的。

总之，这成了我一个致命的情结。虽然儿子才八岁，但不管是写一凡，还是写我死去的丈夫，都无法逃避儿子审视的目光。我想象着他到了我初次认识一凡的年龄，读到这些文章以后的表情和感受。我甚至幻想着，他向他的朋友、恋人、儿女讲述他出生时死去的这位叔叔，以及这位叔叔和他母亲的故事。那故事应该是温馨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就趴到窗前去看，但从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K字楼”。提审时常常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之前，“王八楼”的犯人都先在“K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